布小继
罗常培1938年起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至1944年出国，所授科目主要是语音学、声韵学、训诂学等。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该学科不懈的开拓者。中国语言学界称其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
从其20余篇作品的主题来看，可分为三个类别。一是纪行，如长篇散文《蜀道难》《苍洱之间》；二是回忆，如《我怎样进的大学》《老舍在云南》《我与老舍》等；三是杂论，包括文学评论、序言等。这些文章具有明显的学院派气息，常常把抒发情感、叙事写人和细节描摹冶于一炉，但又注重具体知识的考证与铺排，在观察、欣赏与考据基础上行文，使得作品有着丰富的内涵。
《蜀道难》除去序言外，共有17个部分，“缘起”详细交代了其与梅贻琦（月涵）、郑天挺（毅生）一起出行的时间、地点、目的，其余16个部分依出行次序和游览地点逐一记述，层次脉络清晰，可读性强。
旅途艰难，不仅体现在需要不断换乘种类繁多的交通工具上，而且还时刻面临着敌人飞机的袭扰，处在“重庆大轰炸防空洞窒息案”的阴影之下。需要战胜的除了诸多不利条件外，还有高温、雨水、洪灾、糟糕的住宿条件、饮食，以及其他不可预知的因素。这样，整个旅行就成了一场意志力、耐心、态度和革命精神的考量，是对自我的认可与意志力的确认。考验体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出行极其不易。“在黑暗中冒雨上坡，几乎失足落水。金鸡渡离蓝田坝还有五里，我们登岸后，在大雨中，上头淋着……暗中摸索地走了这么远的陌生的泥途，这真是生平第一次经验。”显然，这些困难都是先前没有预料到的。在中研院史语所驻地宜宾李庄板栗坳，天气闷热难当，通宵睡不着，但研究人员包括研究生在内，却能够以钻研学术、讨论学术为乐。同样，面对空袭警报，作家依然葆有乐观主义的情绪，不仅继续为音乐师资训练班的学员做了讲演，还参加了音乐演奏会。
二是对地方景致描述的深情与细微。作家虽然无法尽遣游兴，甚至无法完全按照原定计划完成工作。但其日记体的记述，详略分明，重点突出，张弛有度，细节饱满。这在第十节《峨眉四日游》中体现明显。从“峨眉的山”“峨眉的水”等6个方面做了重点铺写。既能够展现出峨眉与他处的不同，也铺排了现实境遇中峨眉的处境。其对山水的描写，不着痕迹却境界全出——“走到这里，只见流泉漱石，岩壑衔烟，雾锁丛林，云封窄径，仰头但露一隙青天，俯视便是万仞深峪，路转峰回，风景也随着变幻，两脚觉得有点儿累的时候，站下来回头一望，锅圈岩峭壁挺秀，龙桥沟瀑布三折，因境移情，立刻忘了疲乏。照我的眼光，这一段算得上是峨眉山里顶秀出的。”
三是对世道人心的关注。比如在《峨眉的和尚》一节中，引述冯玉祥写的打油诗《救救和尚》中的几行：峨眉山，多云雾，十个和尚九糊涂；峨眉山，和尚住，穷的穷来富的富……把人心不古、世风下行的悲凉借他人之笔很好地表现出来。同样，在说到汽车摆渡过江的艰难时，特别点出了民风人情和特有的时俗：“果然待不大会儿我们车上的司机也从对岸回到这边来了，他和跟车的助手啾咕了两句，那个助手就运用‘集中力量’的新名词，和每个客人勒索两元过渡费。钱收得差不多，对岸的梢公也招呼伙计，解缆执篙，立刻把船撑过来了……”
《苍洱之间》，按照杨振声的说法，“是游记、记载、考据甚至书评，一种兼容并收的杂文小集，也可以说是他的严肃著作之外的一种笔墨游戏”。和《蜀道难》相比，该文不仅仅是记游，更在于一种“随机应变”的意趣，试图把“游记、记载、考据甚至书评”各文种杂合交糅。这在《从滇池到洱海》（可以看作是《苍洱之间》的前奏、引言）一节中也有表现：特别描述了旅途中遇到的崇圣寺及各座塔的碑文，与徐霞客的记载进行详细比较，尤其是参阅李元阳《云南通志》、黄元《大理府志》中的相关记载对照考证，不断辨析，探微寻幽，烛照洞明。
就第二类文章来看，如《我怎样进的大学》《老舍在云南》《我与老舍》等，特点突出，一方面是把读者当作朋友，娓娓道来。在《我怎样进的大学》一文中，作家把个人成长经历与时代、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作出了清楚明确的交代，既有对个人在面临道路选择时的彷徨与犹疑心态的生动还原，也有面对困难诸如父亲去世、前途和形势不明朗时的真实感受；在叙写老舍的两篇文章中，《老舍在云南》突出老舍的语言天赋、善于交友的性格，以及为人厚道实在的特点；《我与老舍》顺着二人相知熟识的顺序，对其二十年来的创作成就予以了巧妙的总结。
第二个方面是善于借助细节来刻画人物，寥寥几笔，也可以曲尽其妙、穷形尽相。在《我与老舍》一文中，有这样的对话——
他含泪告诉我：“昨天把皮袍卖掉，给老母亲添置寒衣和米面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还拿得出这几个钱来。何必在三九天自己受冻？”
“不！冷风更可吹硬了我的骨头！希望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帮助我！”
这些细节，足以见出老舍对母亲的孝心以及个人性格中的刚烈与正直。
第三方面是对精神意志的阐扬与发挥。在《我的中学国文教学经验》中，对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等新生事物，秉持着开明的态度和不断向上的决心，因而能够借助青年人的精气神克服新旧交接中的困难，战胜各种挑战。“可是对于中国学术的源流、文章的正变、古今的嬗蜕、新旧的废兴，都比那些老先生见得深切，所以不久就把第一层困难克服了。”这里不仅有观念接受上的更新、对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念，还有激励意志的作用。
从第三类文章来看，杂论主要有《中国文学的新陈代谢》《国语运动的新方向》，带有科普性质的语言学文章有《中国人与中国文》《误读字的分析》，社会评论有《从昆曲到皮黄》等。《中国文学的新陈代谢》立足于把中国文学自“文学革命”以来的变化，包括起源、领导者、文学社团和流派、文学论争以及当下的文学状况进行了相对具体的描述。作为一篇广播稿，体现出了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特点，其间贯穿着文学进化论的思想观念。《从文艺晚会说起》结合1944年“五四”晚会上各位学者的演讲情形，具体阐释了作家对新文学发展尤其是新文学教育、文学院课程的设置提出的具体见解——新文学的中心理论——活的文学、人的文学和文学遗产的问题。《国语运动的新方向》主要立足于1918年由国语注音符号发展而来的语体文运动，指出如何丰富国语的词汇还是一个大问题，国语文学与此紧密相关，从事国语运动要从行业（职业）惯用语分类、方言通用词的容纳、未死亡文言词的采用、外国语借字的吸收来作为文学家取材应用的扩充和语言学家研究的兴趣需要。《中国人和中国文》则从汉字的历史演变、识字及其重要性、表达需要等方面来阐明二者间的关联，具有鼓舞民众士气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