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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8月10日 星期五
第11版:云之美·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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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光彩生门户
——云南科举家族的形成与影响


建水学政考棚 杨峥 摄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的《云南科举家族》封面


清代书香门第挂匾:继世诗书稼穑 齐家礼义纲常


广泛兴建的文庙,既是对文化昌盛的期待,也是对金榜题名的期盼。图为建水文庙先师庙。 张彤 摄影

    □  耿嘉  张佐

    每年七八月,高考、中考录取都会成为千家万户关心关注的热门话题。像这样举世关注学生考试录取的景象,自科举制度产生以来,就在一千多年里不间断地适时出现于中华大地上,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是自元代实施科举制度就逐渐形成了风气。伴随这一历史进程,既涌现了无数读书有成、世人羡慕的榜上有名者,也产生了不少人才辈出、荣耀乡里的大姓家族。

    白居易的选择与感叹

    唐元和元年(806年)四月,新登皇位的唐宪宗策试制举人。为了让自己的仕途更顺利,已经在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中进士、担任秘书省校书郎的白居易,应诏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这次制科考试,白居易又是春风得意,不仅荣登乙等,在所有登第的十八个“天子门生”中排名第四,而且很快授职盩厔(今周至)县尉。盩厔县地处京畿,其县尉属于只有科第出身且有资历者方可获得的显职。

    这一年的冬十二月,白居易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往城南的仙游寺玩赏。三人由这里的秦穆公之女弄玉与萧史的传说,谈到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王质夫认为历代罕见的事情,得有出类拔萃的人加以描绘记述,才不至于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为此,提议白居易写下了著名的长诗《长恨歌》,并由陈鸿写下了为这首长诗作传的《长恨传》。《长恨歌》和《长恨传》都特别提到,弘农郡杨玄琰的女儿杨玉环被唐玄宗册封为贵妃后,叔父兄弟姐妹都封官晋爵,财富跟皇家差不多,家族门第显赫光彩。《长恨歌》感叹:“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长恨传》记载:“明年,册为贵妃……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贵,爵为通侯……当时谣咏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其人心羡慕如此。”

    其实,这种以一人一时的发达,就给整个家族带来富贵荣耀,让时人称羡不已的事,在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并不是罕见之事。只是对于杨玉环的杨氏家族来说,天宝年间得到的这场荣华富贵,完全来自唐玄宗对杨玉环的“三千宠爱在一身”,其声势如同偶然点燃升空的爆竹,虽然瞬间发出耀眼的光芒和巨大的声响,但是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天宝四载(745年),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朝廷追赠其父杨玄琰为太尉齐国公,杨家叔伯兄弟都位列高官,其中,族兄杨国忠于天宝十一载(752年)高升至右丞相。天宝十五载(756年),因安禄山反叛,唐玄宗被迫先杀杨国忠,后命杨玉环自尽。

    杨家的荣耀,前后不过十余年。而有另一类人,却能依靠一项历朝奉行、持续千年的制度,给自己、给家族带来世人称颂首肯、可能延续几代的富贵荣耀。这就是从隋唐至清末的科举取士制度。

    “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

    肇始于隋代,形成于唐代,完备于宋代,鼎盛于明清的科举制度,是一项对文化教育制度、官吏考核制度和选官制度进行综合创新,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均有深远影响的政治选官制度,其目的在于通过考试,从整个社会中广泛为朝廷选拔官吏和人才。

    《周礼·天官·序官》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自先秦至隋唐,中国古代“设官分职”的官职选任,经历了先秦时代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制,春秋战国时代追求选贤任能的乡举里选制和奖励耕战的军功爵制,汉代由地方官或中央官吏推荐并经由考核确定的郡国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由各地中正官就本地人才的家世、德行、才能等情况品评出九个等级以供选任的九品中正制。这些官职选任制度,虽然都有选贤任能的意图,但始终难以摆脱重血缘宗亲、讲门第家世、易受豪门操纵的阴影。

    由隋代创建的按科目分别举人,允许报考者自由投考并以统一考试来确定是否取录的科举制度,在官职选任上形成了一种《通典·选举志》所记载的全新局面:“隋代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五服之内,政决王朝,一命之拜,必归吏部”,“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归考功”。也就是说,科举制的实施,打破了以往官职选任制存在的等级制、血缘亲族制和豪门权贵垄断制,由朝廷来部署,让天下读书士子自由报考、统一应试,以相对公正公平的方式,在仕途的起点上作公开的竞争。比如唐代,凡是自认为学有所成、身家清白的读书人,都可以不经过地方官选择推荐,自行报名参加州县一级考试,成绩合格者作为“乡贡”,同中央国学和地方学校选拔举送的“生徒”一起,于每年十月汇集长安,参加来年春天举行的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考试。通过考试的“及第”者,就有了入仕做官的资格。

    以明清来说,按照朝廷把官办学校与科举制度结合的制度安排,每个读书人都可以先参加由县、州、府三级所办县学、州学、府学的童生考试,录取者“入学”成为“生员”(俗称秀才)。生员就有资格参加每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的全省性考试“乡试”。逢子、午、卯、酉年举行的乡试为正科,遇上皇帝万寿登极等庆典而增加的乡试称为恩科。无论是正科还是恩科,考中者就是“举人”,其第一名称为“解元”。举人在乡试的第二年春天,在京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考中就是“贡士”,其第一名称为“会元”。贡士再接着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考中者统称“进士”。这最高级的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仅三名,合称“三鼎甲”,其第一名就是状元,第二名称为榜眼,第三名称为探花。第二甲赐进士出身,录取人数增多,第一名称为传胪。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录取人数又多于第二甲。一般而言,举人、进士都有选任官职的资格,进士通过庶吉士考选的,就成为翰林,没有考取庶士的也可担任京官或出任地方官,举人可经过若干年一次的“大挑”选官。这一制度的实施,“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史·选举志》)。

    “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

    正是由于科举制度自始至终都把考试优劣与朝廷“设官分职”的选拔任用结合起来,因此,至1905年清廷下诏自丙午年(1906年)停止乡试会试之前,科举考试就成为天下读书士人公认的晋身之阶。

    从实施科举考试时开始,只要榜上有名,当时就能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身份转变和“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荣耀。更为实际者,就是历朝历代都赋予科举成功者政治经济上的种种特权。如唐代法令规定,凡进士及第者,本人及全家就可以免除徭役,“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上至帝王将相和州府长官,下至普通百姓山野村夫,都对新进士钦羡有加,官场上声誉较好、地位尊贵、升转迅速的清要之职,多从新进士中选拔。宋朝真宗赵恒写下一首《励学篇》,向万民宣示读书应举的好处:“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明清时期,只要是通过县、府学考试成为生员的,不仅例免差役,即使是违犯禁令,地方官不得擅自惩处,小的过失可以由府、州、县官以代行教官的身份给予适当责惩,大的过错如需治罪就得先申报学政革去生员资格才能进行。也就是说,通过科举考试,以往的寒门平民可以脱离土地的束缚,告别赋税、劳役乃至贫穷,从此改换门庭,成为新的贵族;过去的世家豪门,只要弟子读书上进,就可以继续巩固、延续或者恢复家族的风光与荣耀而不招人忌恨。

    这些实际的名利好处,唐代的人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也看得很重,唐光化三年(900年)举进士及第的王定保,在《唐摭言》中说:“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成书于南宋的启蒙必读之书《三字经》,在讲了一大堆劝学的故事和道理后,最后还是直接点明:“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唯一经。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只要让子弟会读书,就可以上替国家效力,下为万民谋利,不仅自己当时取得好名声,而且父母也可以得到荣耀,祖先也增添光彩,给下代留下好的榜样。

    既然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科举制度,使天下万民从唐代至清代,都认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因而也就激励和维系了千家万户努力让子孙勤奋读书求学的热情和心愿。不过,尽管朝廷提倡文治,大兴儒学,但读书求学应举毕竟还是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支撑“十年寒窗无人问”的阶段,才有可能博取“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成果。因而在实行科举取士制的千年间,不仅有一家一户倾力支持子弟读书求学应举,还有金榜题名者在身份家境改变后,积极购产置业,购书教子,为子孙读书求学应举创造优良条件。更有为了使家族晋升为地方名门,举家族之力,创置书塾、延请名师教育族中子弟,为族中子弟应试提供资助者。这样,在科举盛行的千年间,不仅出现了在乡试、会试、殿试中屡次中选,“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金榜题名者,也出现了一个个家族支持、世代应举、父子兄弟相继登第、被称颂为“诗书继世”的科举家族。

    云南科举家族成长迅速影响深远

    云南推行科举取士的制度,虽然起步于较晚的元代,但此时的科举制度已经趋于完备,而且迎来很快进入鼎盛的明清时期,所以推行极为迅速。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和中庆路(今昆明市)总管张立道,在中庆路建成元代云南的第一所庙学——文庙。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云南参知政事郝天挺、临安广西道军民宣抚使张立道,又分别在大理、建水建庙学。从此开始在云南正式传播、弘扬儒学,为科举考试培养、输送了适合人才。到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辛酉科,就有昆明人王楫首先考中进士。王楫以后,元代云南又有昆明人李敬仁、李郁、段天祥、李天佑四人考中文进士。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军摧毁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后,在云南全面推行与内地一致的政治经济和文教制度。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起,云南便选贡到应天府(今南京)参加乡试。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癸酉科应天府乡试,就有昆明人李忠和杨嵩考中举人。第二年甲戌科,李忠又连捷第三甲第四十八名进士(这一科,全国只有100人中进士)。李忠原名李特,只因明太祖朱元璋得知路途遥远、平定只有12年的云南,已经有人考中进士,就在便殿接见李特,大加勉励赏赐,给李特赐名“忠”。明永乐九年(1411年),云南始设云南乡试考场。虽然没有专用的贡院,考生只能到官府衙门或文庙、学堂里考试,但这一次辛卯科,就有洪诚等28人中举。明景泰四年(1453年),云南建成乡试专用考场贡院。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因原有贡院规模太小,容纳不了多达数千人的生员应考生,又在今云南大学所在地新建云南贡院。这一系列的举措,使云南中举人数快速攀升,整个明代,有2755人考中举人,264人考中进士。

    清代,云南开乡试104科(97次),大约录取了5699个文举人,698人中进士。这些举人、进士的仕途之路尽管各不相同,但是从典籍记载来梳理,明清时期在中央和地方担任从三品以上高官的云南人中,文进士出身的高级文官就有95人(明代58人,清代37人);文举人出身的高级文官有19人(明代10人,清代9人)。

    云南的科举制度既是开始于元代,鼎盛于明清,云南的科举家族,也就与之相应地酝酿于短暂的元朝,产生于明代,兴盛和终结于清代。以时间的跨度来看,不过500多年,但是堪称科举家族或世家的,就有194个(云南人民出版社今年5月出版的《云南科举家族》有专门介绍),其形成的速度以及对云南边疆经济社会尤其是文化教育的影响,并不亚于内地其他地区。从一定程度说,正是科举制度在云南的快速、有效推行,产生了将近9000多名举世钦羡的举人、进士,形成了194个荣耀乡里的科举家族,以其被人羡慕、被人效学的榜样作用和带动作用,迅速让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成为民族众多的云南的主流核心文化和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从而促进了云南与内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体化,确保了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稳定与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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