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松

    前些年，我写过一首叫《中国的玫瑰诗人》的诗，明眼人都知道，这个题目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玫瑰究竟意味些什么?它和中国的诗人究竟会发生什么关系?玫瑰是不是中国大地上生长的诗歌资源?写玫瑰的中国诗人在精神和心灵上究竟在不在场?这些都让人怀疑。当然有两类“诗人”例外，一类是压根就不懂得玫瑰的文化意味，无需自己的精神参与的“诗的写手”。另一类则是永远“生活到别处”，靠着舶来的二手文化作为精神资源，目光及精神从来不在中国的现场出现的优雅的“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

    玫瑰在西方，尤其在英语写作中被作为爱情的象征，同样是来自一种日常的生活经验。在华兹华斯、雪莱、拜伦的诗中出现的玫瑰是一种普通的植物。在苏格兰诗人彭斯的故乡，那种带着露水，带着刺的叫做玫瑰的植物，在林间、山野是随处可见的，一不小心还可能被它弄伤了手，划破了脚。正因为这种叫做玫瑰的植物是随处可见、随处可得的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资源，因而他把心爱的姑娘比作玫瑰，给爱人送玫瑰，也就是来自日常生活的一种经验而已。而在中国，玫瑰和我们的生活是有“隔”的，直到今日，在云南人的生活经验中，它依然只是一种由著名花卉基地——斗南，提供的用塑料纸包好摆在花店里的商品。

    玫瑰并没有像山茶花、杜鹃花、金盏花、格桑花……一样，带着露水、健康、质朴、自由地生长在云南的群山大地之中。我产生疑问的就是那些在苦荞花中寻过猪食，在开放着杜鹃花、山茶花、白花的山岗上放牧过牛羊，总之是和这些云南大地上最普通的事物发生过深刻联系的写手们，为什么一开始写诗就远离日常生活经验，把心中的女人比作玫瑰，一张口就是一嘴的玫瑰。事实上，关于玫瑰他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放弃日常生活的经验，放弃现实的精神资源，硬是要让自己的目光、精神及心灵，从云南大地的现场逃逸，去为听说过没有见过，见过没有感受过，更没有经验过、创造过的玫瑰歌唱，这是再幽默、滑稽不过的事。玫瑰作为一种存在，它的文化，早已被和它发生着日常生活关系，且经验丰富的西方诗人命名。

    在云南，关于爱情的比喻我倒更相信那些来自田间、地头、山野之间，与大地有着某种隐秘联系的民歌，我宁可相信把情人比作布谷鸟、小斑鸠、蜜蜂、蝴蝶、山茶花、金盏花、粉团花、芭蕉心、小羊羔……这些是云南日常生活的经验，是现实的精神资源。这些比喻远要比玫瑰来得自然、质朴、亲切、健康、有力，更有存在的现场感。正像玫瑰作为一种普通的植物，和彭斯们发生着亲密关系一样，这些事物也是云南大地上最常见、最容易使人想到的存在，对他们的命名，本身就是云南最好的诗歌资源。

    在中国诗歌里歌颂玫瑰的中国诗人，最根本的一点是，他们忘掉了某一种语言，在它的文化背景里，由于长期的积淀都具有了各自较深的隐喻和象征意味，就像《诗经》以后提到的“硕鼠”已不再是那只肥壮无比的老鼠，而“关睢”也不再是沙滩上那只小鸟，汉语的词在《诗经》以后，已很难回复到那种最初的澄明、自在的状态里去了。退一步即便是一些人类共有的经验，一些和每个民族的存在都发生着普遍而又持久的联系的词，如：大地、天空、高山、河流、太阳等在很多民族的文化经验里也有着“命名”的差异，把高山、河流当作宗教、上帝的有，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有；敬天地鬼神的有，大喝“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的有；把太阳当成“宗教崇拜”的有，当成“自然图腾”的有……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密码。有的是别人永远都弄不明白的。像中国传统建筑上喜欢雕刻的一些画：一枝梅花上有只喜鹊，这是取其“喜上眉梢”之意；一轮太阳和三只羊，是取其“三羊开泰”之意；一枝椿树和六只蝙蝠，是取其“福禄同春”之意；在一张写有年字的画里画上两尾鲤鱼，是取其“年年有余”之意。这样的文化符号，这样的语言表达，绝对只有以汉语为日常生活经验的人才能体味。 

    大地上的事物，是在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生成并获得命名的。中国的玫瑰诗人们，注定是一些逃逸现场而生活在别处，两眼迷惘，心灵及精神都无法到达诗的现场的分行句子的写手。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