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

    别小看“梦”，别嘲笑“美梦”，有“美梦”才能感受“圆梦”的喜悦！

    回想20世纪的许多梦想，当年以为可望不可及，今日都一一梦想成真！

    今天谁想得到当年有件事一直难了我十多年？说出来准让人笑疼肚子——“打长话”！

    我的舅舅和姨妈都是“老外”，一个在山东济南，一个在彝州楚雄。母亲对老弟、老妹十分牵挂，遇上急事、大事我就当定了“通讯员”。当年打长话，可不像今天横躺炕上轻点机屏那样轻松。首先得向领导告假，然后规规矩矩地去东风路邮电大楼登记、守候。邮电营业厅犹如现在人气特旺的银行营业厅，高峰时十余排长靠背椅座无虚席，等待通话者眼巴巴地紧盯着通话序号显示屏。一次五一节前，我顶着灸人的烈日，走进营业厅。盼啊盼，总算显示屏跳出了自己的号，激动地走进通话室，小心翼翼地央求对方单位的接话人帮我找一下舅舅。可是等了五六分钟，听筒里却传来冷冰冰的一句话：“此人今天不在……”虽是大暑天，一下子把我的心都冻僵了。

    为了少找麻烦，我说服了母亲，以后这长话，能免就免了罢。可是，没想到竟免出了麻烦。上世纪80年代初，中秋节吃月饼的老规矩又盛行起来，于是给在外地工作的亲属寄月饼，成了思念亲人，寄托乡情的热门事。每年中秋节前都由我给舅舅寄月饼，有一年我不在昆明，弟弟没先给舅舅通电话就按老地址寄。节后第5天，旅行了半个中国的月饼又从济南灰头垢面、懒精无神地回转昆明（原来舅舅已迁新居）。之后，我看了部外国影片，片中人躺在床上给远方的爱人拨电话，我真是羡慕极了，母亲听我讲后，立即动了装电话的心。我只好安慰她，快了，快了——心里却认为是因母亲深居简出，不懂社会状况在做美梦。

    为什么我那么低调？那个时候座机电话都姓“公”，属单位办公设施，谁敢奢望在自己家里装上一台！ 况且那时候人们每月的工资仅几十元，而一台电话机的初装费要三四千元，每月还得交26元的月租费。

    改革开放后，我家有位亲戚，聪明能干，而且有胆量，在许多人还在观望等待之际，这老弟立马响应小平同志的号召，毅然“下海”，当了个体户，成了先富起来的人，他家里装上了私人电话。意想不到的奇迹竟发生了，当年这“新闻”一下子闹得全市人都知道。并非本人夸张，有当年的昆明市邮电局编印的电话簿为证，那上面个人电话一栏内，白纸黑纸地印着他老弟的姓名。那年月这偌大的一个省会昆明城中，进入这带头致富“光荣榜”者仅有四五个人，真是“无限风光”，招人羡慕！

    20世纪90年代后,座机这个“旧时王谢堂前燕”，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话机初装费一降再降。我和兄弟们开了个“统一思想的会”，把母亲盼望多年的这个宝贝请进了家。

    没想到母亲的电话梦，这么快就成了真。当这位77岁的老大姐第一次与济南的老弟通话时，用了最大的嗓门，还怕对方听不清。当她听到听筒里，舅舅的声音清晰洪亮得就像站在身边一样，因百感交集而老泪纵横了。

    不到半年，母亲对她的宝贝电话又有了不满之处。原来是我们一忙就只用电话“报到”，而她只能“单相思”，想找我们时却毫无办法。

    让她如愿以偿的新产品问世了，这就是风靡一时的寻呼机，又名BP机、传呼机。

    我们五弟兄虽然不属“先富起来”之列，但是这些年也涨了点工资，为了早日满足母亲随时召唤儿子的心愿，都咬咬牙去跟风，腰间别上了传呼机。这段时间幸运的母亲享受到了改革开放与科技进步的成果，过得十分舒心，她老人家，仿佛随时有儿子在身边陪伴一般，要找哪个，一声呼唤，不多时人就到了身旁。

    这寻呼机虽好，可是还是让母亲失望了一次。一次母亲忘了我去大理采风，拿起话筒就呼，等了多时，才等来了我的回话。此时她才想起我出了远门。这小玩艺能传来百里之外的儿子对话，她被惊呆了！

    1993年，我国第一台中文寻呼机研发成功，不久中文寻呼机一降再降，一台不到1000元。我经常到外地采风、采访，为避免与母亲不能及时联系的事再次发生，我乘机换上了“中文机”。这玩艺让我在千里之外，也能在第一时间获知母亲的信息。兄弟们也你追我赶别上了“中文机”。

    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90多岁的她，由于有不断成真的美梦滋润着，她的脸比以往更显舒展。她总说是自己有福气，其实有福气的岂止她老人家呢？想当年数字寻呼机刚上市只风光了几年，又有了中文寻呼机，“中文机”还来不及普及，又有了直接通话的手机，寻呼机竟成了昙花一现，跑步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其实这些年有福气的岂止是几个人，而是成万上亿的中国人！这种神化般的变化，这又是托的什么福呢？也许人人都会同意：靠改革开放带来的科技突飞猛进嘛！

    今天我遗憾的是母亲已经与我们离别了10年，不然她看到儿子们智能手机的广大神通，不知会有什么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