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诗

    红果树，汉语称火棘，也叫“火把果”“吉祥果”“算盘珠”“状元红”等等。西南山区普遍都有，属于灌木，低矮，植株不过两米，枝条上还长满着能扎伤人畜的尖锐刺针。然而，聚居于滇南弥勒西山的我的故乡人——彝族支系阿细人，对其却情有独钟，给它取了个颇富诗情画意的名字叫“散甘么若哉”，汉译即红果树。

    进入4月，桃花、梨花全部凋谢，此时，红果树似乎担心人们寂寞而勃然怒放，满山遍野一片雪白。那花儿，含苞吐蕊，密密匝匝依附在灰色的枝条上，倾慕天空，垂视大地。微风吹来，馨香飘溢，花枝摇曳，散落的细碎花瓣似一群洁白的小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

    红果树夏天结果。那果儿，豆粒般大小，挤拥枝头。先是绿，再转黄，到了深秋呈橘红，至冬季则红红艳艳，犹如珊瑚；在山高之处望之，像一片片红色的地毯，在苍茫暗绿的林海中铺陈，成为八百里彝山百花野果隐退后的一道别样风景。

    相传，在早年的时候，阿细人是住在平坝的，元朝时遭一股恶势力袭击，才逃至山里。恶人以为山上乱石嶙峋，林木丛生，阿细人必死无疑。没料，数月后就见阿细人下山报仇，于是派人进剿，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原来，山里有红果树，阿细人摘其果充饥生存。

    传说无确切史料可考，但红果树曾救助阿细人度过的艰难岁月，却是上世纪父辈或我辈人亲身的感受——

    1946年7月，中共云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省临委）决定在崇山峻岭的弥勒西山开展武装斗争，“配合正面战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阿细人立即响应，终于在1947年秋组建了西山游击大队，由阿细人杨治廷担任大队长。然而，1948年初，游击大队在攻打敌驻地泸西午街铺时受挫，杨治廷被俘（后被杀）。马龙小学校长童绍尧（1949年8月牺牲），是阿细人中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他召集余部，隐匿于西山诺糯一带的深山里。国民党恼羞成怒，发文称他为“奸党头目”，“奸党分子均依童活动，故盛马龙成为夷变司令台。”（见省档案馆11全宗1目录33卷），而派敌第26军279团一方面将童绍尧家的所有房屋全部摧毁，另一方面下令“不许何人为奸党残部送食物”，企图将童部困死于山。

    我父杨春荣当时是童部的一员，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已经是过年了，可有些红果树仍有红果。这红果，有点酸涩，童绍尧鼓励说，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时,留下以刘子才等人为首的“巴山游击队”继续作战。大巴山荒山野岭，这支队伍就是靠寻找这种红果坚持奋战了5年……于是，我们将红果一大把一大把地撸在手心，捻碎，与绍尧晚上冒死进村要来的炒面拌着充饥。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20多天，省临委指派的朱家璧将军来了。他伸出大拇指夸赞绍尧“保留革命火种有功”，大家高兴地说这红果树就是“救命树”！

    童部经朱将军整训、扩充，于1948年3月在诺糯四头山建立起“一支人民的军队”，1949年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12团。他单独或配合兄弟部队先后进行了“三家围歼战”“河兴尖山血战”“建水沙白大山追歼战”等52次战斗……1949年7月17日，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说“云南还有我们强大的游击部队”。（《毛泽东文集》第五卷311页）

    战火硝烟过去，人民翻身做主。可我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要吃“长饭”要花钱读书的时候，“文革”开始，极左思潮泛滥……然而，在那个环境里成长的人，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恢复考试制度之初的几年里，他们中仍有上百人考取了中专或大学，或工人、干部。这当中，就有红果树的贡献——红果树红果可食，没有谁人不曾摘过红果树的红果充饥上学； 红果树针刺浓密，大人们将其移栽在耕地的四周作篱笆，牲畜难入，孩子们出去放牛放羊，不用担心庄稼被侵，可带上书本放心地看、读；红果树木质坚硬韧性却好，握成360度不裂断，为粪箕圈的上等材料，深受山下当时编织粪箕出售的汉族工匠们的青睐，一根能卖5分钱，足够买一本作业本，因此有孩子读书的人家，多数去砍红果树，削去针刺，一捆一捆扎起来扛到山下卖钱……

    红果树的根茎，性味苦涩，具有止泻、散瘀、消食的作用，可治疗痢疾、肠炎、跌打损伤、筋骨疼、腰痛等多种疾病；树叶可制茶喝，清热解毒、生津止渴……因此，谁也说不清楚，在那缺医少药的岁月，红果树给故乡解除了多少人的痛苦，舒张了多少张脸庞！

    红果树四季常青，花期果期都长，且耐旱、耐涝、耐瘠薄，潮湿天随意扦插也能成活；研究者又发现其树可以滤尘，吸收二氧化硫……因此，城里人玩根雕、制盆景，培植庭院绿篱、行道树等，都需要它。如今，生活好了，不用再采摘红果树果实充饥了，但挖其根茎做药的阿细人，仍然惦念着红果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