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苇

    昆明作家段爱松长篇小说《金缕曲》以多维度的创作方法和文本独具的复调性、综合性的创作方式，为当下的纯文学提供了另一种写作的可能性。 

    博尔赫斯早就提出小说已经不是当代文学的主流，他自己也在后期的写作中反复实践，甚至将早年的作品一炬焚之。无论是《小径分岔的花园》《环形废墟》，还是《通天塔图书馆》《沙之书》，他都试图用文学的方式阐释自己关于宇宙、时间与空间的哲学观点。而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则是完全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固有界限，把史诗和传说融入似真似幻的“辞典体小说”之中。《金缕曲》或多或少受到博尔赫斯和帕维奇的影响。 

    《金缕曲》是繁复丰富的，写古滇王国与“晋虚城”，有时有青铜的质地，有时是干栏式宫殿般的古典与绚丽。《金缕曲》文本中的诗性扑面而来，这也许与段爱松的诗人身份有关。而中国传统，诗与音乐又密不可分，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五部“葬歌”时，文本的音乐性就彰显出来，具有浓郁诗性的句子俯拾皆是：“那些引诱我躯体的，肢解我躯体的，吞咽我躯体的，焚烧我躯体的，掩埋我躯体的，消散我躯体的，并不是时间，而是声音。”这种排比式的句子，如柴科夫斯基《悲怆交响曲》。“我只相信空气，它挟裹着我，朝一座庙宇奔去。其实不是什么庙宇，它也是空气的一部分。只不过这部分空气死了，凝固了，就有了形状和称谓，并且被尘世里的人们，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盘龙寺。”想象力独具特色。“被音符放大的小镇，与被时间湮灭的王国一样，最终的沉默，还是为了能发出自己真正的声音。”“火焰穿越我，和我穿越音符一样，晋虚城，紧锁在古滇王国的影子里。”“我最终是否归于自己？青铜？还是骑马人？”“它永久的消亡，并未超过它短暂的存在。”这些句子，既有诗歌的睿智，又有哲人的深刻。 

    《金缕曲》具有强烈的宇宙意识。地上的“晋虚城”和地下的古滇王国，既是错综复杂经纬相交的十字路口，也是作品中展示的宇宙中心，由此向四维上下虚空展开，颇有“上穷碧落下黄泉”之势。在此，作家将天文学的知识也融入写作：“更遥远的冰河纪年里，这个硕大的球体，被蓝色的巨冰冷藏”。青铜与林木的对话，颇像两个哲人在破解宇宙之谜。而火焰中出现的命运算式符号，类似于电影《指环王》里在大火中闪现的字母。“他们是不是被运往另一个世界的货物，抑或是，抑或不是。旋转着的地球，也像钱陆的鑫鑫冷库一样，无非只是这个星系、这个宇宙，极其稀罕的生命中转站而已”。 “‘影子神灵王’率众返回更遥远的星系”。这些描述，将晋虚城、古滇大地，乃至地球置入浩渺时空中，有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苍茫之感。“古滇大泽，本身就是古滇王国时期，一个最为浓重的脚印。”将湖泊誉为天空投下的足迹，其视角之广，颇有纵横六合八荒的大气象。书中屡屡提到的影子神灵，主宰着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是指宇宙的法则吗？

    《金缕曲》关注的是众生，而非人本身。“那相对怪笑的大蟒与巨鳄，究竟是我和钱陆，还是另一个自己和我？”青铜贮贝器，或许是众生栖息的环境，大蟒与巨鳄，是无边的欲望。而金色骑马人，则是不可捉摸的命运。金色骑马人对于“我”的追杀，表明了众生对欲望的渴求再强烈，也难逃命运之手。猪族在一起开会商量，怎样才能逃脱成为人类食品的命运，最后的结论是让猪肉不再好吃，而这个过程必须由人类来实施，这种写法颇有意趣。大石桥下的鱼：“它们虽然生于幻灭之间，却和我一样，心存远方。”而在“异梦录”中，叙述者是“铜”，以“铜”的梦境切入，完全颠覆了以人、动物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中，可以用“我是一棵树”作为叙述者，那么，以金属的名义讲述，也是有出处的。

    《金缕曲》文本结构别具一格，浑然一体。人、物、青铜器，皆以讲述者的身份粉墨登场，“晋虚城”的纷繁世象与古滇国的苍莽雄浑交替出现，却能有机相融。第二部“小镇”的写法颇像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每个小节写一个人物，这些人物又互相关联，最后形成了整体，这些人和事构成了小镇的血肉与灵魂。第三部“异梦录”从文本上看，似乎与第一部“鸵鸟肉”和第二部“小镇”无关联，细读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滇国”和“晋虚城”是同一地域的时间延续，无非是数千年前和数千年后，从空间来看，“晋虚城”在地表之上，“古滇国”在地表之下。而其中的人物，都是古滇国的亡灵转世。如果解读不错，那么现世的“背果”就是古滇国的“果器师”， “小狄”就是“狄武士”， “巫奈”即是假王子“巫”， “把一”是“把军师”。其实在前两部中，也时不时跳出几句关于古滇国的文字，似乎在提醒读者，生活在现代化小镇“晋虚城”的人物，其实都是古滇国的亡灵。在“异梦录”中，古滇部落中的那些王者、巫师、军师、将军、先锋、武士都能在现代化“小镇”中找到他们的“亡灵”，这种表面不相干的部分，是事物的阴阳两极，是一不是二。

    《金缕曲》将艺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入智性写作之中。考古学的专有名词“干栏式建筑” “青铜贮贝器”、专业的足球术语（如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中华历史事件（如黄帝战蚩尤）、上古神话传说、地方民族文化、原始巫术与世界性的宗教、现代哲学与天体物理，林林总总，这些海纳百川式的知识积累都注入到文本中。尤为难得的是，作家将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用于中华历史的书写，将“庄蹻入滇”这一重大史实赋予现代性与思想性，兼具灵异性，这有别于众多的历史小说，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作家有意将音乐、绘画、舞蹈、民间文化等诸多元素融入文本叙述之中，彰显了丰富性和复杂性，使此部小说的写作增加了难度。尤为可喜的是，作家对考古学和民俗学下了番案头功夫，使古滇祭祀活动写得丝丝入扣，同时引用了大量的古文字，并对之详解，殊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