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保护劳动者权益

    《人民日报》：大数据技术让信息收集变得简单快捷，劳动者个人信息更容易被收集，这是否会造成对劳动者隐私权的侵犯值得关注。近年来互联网平台大量出现，依附于平台就业的劳动者规模迅猛增长，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闪送员等随处可见。这种新型就业模式提供了新的劳动机会，缓解了就业压力。但劳动者与平台之间能否被认定为劳动关系，他们的劳动权、社会保障权如何实现？新平台就业人员的劳动权利保护也需要得到法律的关注。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主要基于从属性判断，即判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具有人格从属、经济从属和组织从属关系。但是在网络平台上，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从属关系变得虚化，因而难以用传统从属性标准对其作出明确判断。对于这些新变化，可以不拘泥于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制定专门规范网络平台用工的法律法规。比如，规定最高工作时间限制、最低小时工资保障、必要安全保护措施，建立适合网络平台劳动者的集体组织、社会保险等制度，既促进新经济、新业态发展，也最大限度降低侵权风险，更好保护劳动者权益。

    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环球时报》：在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动态平衡的，需讲究辩证法，构建合理的基层治理体系，提高基层治理能力。首先，一方面要继续增强国家监督能力，另一方面可以适当给基层放权。应明确“基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即他们是一线治理者，主要是做实事的。可将合规性工作多交给国家监督体系，让基层多做群众工作。其次，辩证对待治理技术。当治理技术与治理体系相匹配时，有利于治理能力的提高。比如各级政府运用大数据平台，有效识别了低保户、贫困户。但当治理技术和治理体系不匹配时，反而会增加治理成本，强化官僚主义。如果基层干部为让各类平台、系统运转，忙于填报各种信息，会凭空增加治理成本。比如，一些地方急于将城市网格化系统推广到农村，既不适用又增加了村干部负担。一些地方习惯于将各个条线的工作通过信息技术一竿子插到底，轻视治理层级设置的合理性。一句话，技术治理应服务于基层自主性。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虽有顽固性，但随着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其产生的根源会逐步消失。   

    本报记者 易晖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