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中共云南省委、求是杂志社在昆明联合主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理论研讨会，进一步深化对全会精神的阐释，为推动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凝聚思想共识、夯实学理支撑、贡献智慧力量。本报分两期刊登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的主旨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编者

    中国道路成功的人民民主制度原因

    韩震

    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成功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阐明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无论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还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全国一盘棋等，它们之所以表现出显著优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因而“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道路的成功是中国人民创造性实践活动的产物。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性飞跃，本身就是中国道路成功的最好注明。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社区治理和服务情况时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全过程的民主”的论断，准确地表达了中国人民民主的实质和追求。

    从民主的主体上说，中国的民主是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公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中国的民主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展开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从民主的范围上说，中国的民主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选举上，而且体现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中国的民主不仅是政治选举时的民主，还有微观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民主。从民主的环节上说，中国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出台任何政策，都要经过反复论证，而且往往还在局部作试验，看看还存在什么问题、群众反应如何，这样才能逐步推开。

    中国的全过程民主是实实在在的制度性安排，正是这种全过程的民主制度保障了中国道路的成功。

    首先，这种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中国道路就是亿万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奋斗出来的。人民群众为什么愿意奋斗？因为制度保障了人民的权利。

    其次，这种全过程的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民智。亿万群众的智慧是智慧的海洋，每个人都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时候，不仅有许多的新创造出现，而且还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误。中国道路的成功，就在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和施展。

    第三，这种全过程的民主制度可以避免政党恶斗式的对抗性竞争，从而能够实现选贤与能和事业的连续性。这与西方的政党之间的恶斗形成明显的对照。

    第四，这种全过程的民主制度有利于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社会治理是所有相关主体通过有效整合而形成合力的过程，只有建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文明，继而实现国家的发展繁荣富强。中国道路的成功，就在于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不断完善。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何祖坤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同时聚焦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13个“坚持和完善”，明确了各项制度必须坚持和巩固的根本点、完善和发展的方向，涵盖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各领域各方面，揭示了国家制度运行和治理实践的内在逻辑，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始终坚持和巩固好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确保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作为边疆民族地区，70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云南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革。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3个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率先实现了整族脱贫，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这是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云岭大地的最生动写照。实践充分证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决定》对加强各项制度的执行提出了具体要求。提高制度执行力，既要靠制度本身的约束力、强制力，也要靠各方面的监督检查，切实把执行制度变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提高制度执行力，要强化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发挥表率作用。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制度，维护制度权威，要求别人、下级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严格按制度办事，按制度行使权力，不做选择、不搞变通、不打折扣。要带头捍卫制度，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坚决同违反制度、破坏制度的行为作斗争，在涉及制度层面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毫不含糊。提高制度执行力，要在贯彻执行制度中不断提高各项工作的科学化专业化水平。

    制度是否优越和成熟，是否巩固和完善，是否成型和先进，归根到底，要由治理的效能来说话。那么，究竟用什么来评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把“八个能否”，作为评价国家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尺度。“三化”和“八个能否”是评价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依据。我们要围绕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的“三化”和“八个能否”的要求，着力构建国家治理效能理论，研究构建国家治理效能的评估标准和评估体系，实时动态对国家治理效能作出综合评估，针对操作过程中存在问题及时整改，把治理成本风险降至最小，把治理效益效果增至最大，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努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边疆治理效能”

    张瑞才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边疆治理，推进兴边富民”的时代要求。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实际，要努力探索把“制度优势”转化为“边疆治理效能”的实现形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全面把握其科学内涵，增强制度自信，是把这些“制度优势”转化为“边疆治理效能”的前提。这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第一位的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把“制度优势”转化为“边疆治理效能”的根本和关键。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云南之所以能实现经济发展、边疆稳定、民族团结、文化繁荣，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于党的领导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一个跨越、三个定位、五个着力”的总要求，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取得实质性进展，闯出了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根本的就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抓住边疆治理的关键和根本，不断深化对边疆治理特点和规律的把握。

    实现边疆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把“制度优势”转化为“边疆治理效能”，亟须推进边疆治理全面创新，亟须全面提升边疆治理能力。边疆治理创新涉及理念、制度、政策、方式等方面。

    治理理念创新，就是要实现从传统边疆观到现代边疆观、从族群导向到整体导向、从“守边”为主到“活边”为主、从管制为主到治理为主的转变，构建分层分类分区的国家边疆治理战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按照亲、诚、惠、容的理念，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推进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治理效能”。

    治理制度创新，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及社会的关系，处理好中央、省、市、县、乡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边疆地区政府与对口支援政府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的边疆治理网络，实现边疆治理体制机制的网络化、扁平化与民主化，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边疆治理制度体系。

    治理政策创新，是指在国家边疆治理战略指导下，以边疆治理制度体系为依托，在微观操作层面上实现边疆治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政策过程的透明化规范化、政策结果的绩效化、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创新，就是要进一步完善边疆治理构架、改进边疆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特别是要加强依法治理，边疆治理的现代化，必须居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推进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举措。

    （作者系云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

    立足新时代保持和发展党指挥枪的优势

    赵周贤

    军事制度在国家制度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这一要求，阐明了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的根本制度，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的重大任务。《决定》鲜明提出“把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到军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的要求，并对“巩固和深化拓展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作出部署。军队贯彻落实全会要求和部署，要把我们党新时代强军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政策引领、制度规范和行为准则，推动我军实现更内在、更深层、更持久的重塑。立足新时代保持和发展“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显著优势”，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毫不动摇坚持。我们已经形成一整套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体系，而且还在不断完善。在新时代，首要的是坚持这一制度体系。要加强教育，不断增强全国全军对党的绝对领导的认同和信仰。

    积极丰富和完善。军队党的建设制度体系和军事政策制度体系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体系。《决定》对完善军队党的建设制度体系作出了明确部署。贯彻落实《决定》，必须围绕丰富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实现形式，确保不论形势怎样变化，军队都能听党指挥，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要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军队党的建设的决定》，完善军队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制度，形成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体系。尤其要从制度体系建设角度思考制度完善问题，在制度设计中同步考虑制度执行问题，以科学的制度机制为制度落实创造条件。

    2015年以来，我军改革已完成两大战役，第一场战役是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第二场战役是数量规模结构改革，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三场战役，就是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完善人民军队的政策制度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体系、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体系和军事管理政策制度体系。这些制度体系涵盖人民军队建设和履行使命的方方面面。落实“把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到军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的要求，必须保证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要求，融入和贯彻到军事力量运用、军事力量建设和军事管理的制度建设和实践当中，使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更好地应对前进中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地服从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根本利益，使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履行使命任务都能体现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的根本要求，确保人民军队有效履行使命，使军队的绝对忠诚体现在听党指挥，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上。

    严格遵守和执行。必须持续开展宣传教育，不断强化官兵的制度意识，营造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的良好环境。加大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力度，坚决维护制度的权威性严肃性，切实让制度生威。领导干部要作表率，带头学习和运用制度，成为按章办事的“带头人”、严格执纪的“铁面人”。

    （作者系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

    推进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韩保江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推进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立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高质量发展，从以下六个方面着力。

    首先，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多元所有制结构，始终做到“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积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另一方面，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其次，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过程中，要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妥善处理好坚持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关系。在再分配过程中，既要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又要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同时，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社会公益事业。尤其是要加快形成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进而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

    第三，坚持和完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为了更好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决定性作用，就要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改革生产许可制度，健全破产制度。要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发挥好“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就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促进共同富裕。

    第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成创新型国家。一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二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三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

    第五，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确保国家经济安全。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要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要推动建立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同时，要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

    第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推进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载体和重要任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价值引领，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要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同时，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

    中国制度的科学阐释与理论创新

    郝立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推动了中国制度理论的创新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全面科学的阐释，并体现了多方面的理论创新。

    全面总结和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基础和显著优势。首先，《决定》全面总结和概括了中国制度的实践基础。中国制度产生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从无到有、从不健全到逐渐完善，经历了长期的艰难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改革创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其次，《决定》全面总结和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决定》从13个方面阐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正是由于这些显著优势，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提出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全面科学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结构及其内在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决定》的一大亮点就是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丰富内涵和内在结构，把国家制度区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并把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内容分为13个方面加以阐释。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13个方面。这13个方面之间不是简单并列的，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体系是根本性的、贯穿性的制度，它是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根本，贯穿于其他12个方面的内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在整个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建设、推进之中。

    深刻体现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和崭新的制度理论体系。《决定》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成熟，体现了制度上的自觉与自信，蕴含了独特的中国智慧，构建了崭新的制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卓越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制度理论、人民主体理论和社会历史的辩证法理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并指导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制度中蕴含的中国智慧，既体现在把中国特色的理论思维运用于制度实践的探索中，又表现在制度理论的构建上。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