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青新

    美国记者、科普作家劳里·加勒特长期关注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先后摘取皮博迪奖、乔治·伯克奖和普利策奖三大新闻奖。《逼近的瘟疫》（杨岐鸣 、杨宁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1月版）是她的代表作。

    该书梳理了近些年来流行疾病发生的历史，考察的具体事例包括玻利维亚出血热、马尔堡病毒、黄热病、巴西脑膜炎、拉沙热、埃博拉病毒、猪流感、军团热、艾滋病。瘟疫来袭，人类措手不及，健康遭受严重威胁，恐慌情绪也在蔓延。文化人、科学家、医生、政府官员、政治首脑、宗教领袖、社会民众，各自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作品以缜密的考证、流畅的文笔，讲述了人类与这些疾病斗争的艰难历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能换取一些成果。

    瘟疫病因并非毫无根由，它们常与某种生物及其生存环境的被破坏密切相关。比如马丘波病毒，20世纪中叶，玻利维亚掀起了一场砍伐森林、开垦农田的运动，打乱了卡洛米斯野鼠的天然习性，这种啮齿动物迁居到城镇居民家庭，带来了人类无法抵抗的病毒，导致了大规模的流行病。类似的情形也是其它疾病爆发的原因。

    自古以来，人类就遭受瘟疫的威胁，生命随时处在死神镰刀收割的阴影里。直到18、19世纪近代医学兴起，20世纪医学更是突飞猛进，除了癌症、心血管疾病等少数例外，似乎不再有流行疾病能够大规模地威胁人类的安全。然而，并不尽然，正如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所言，人类历史上每一场灾难性流行病都是人类进步造成的啼笑皆非的后果，人类改进命运的同时，也就加大了自己面对疾病的软弱性。

    本书在微生物的层面上探讨了进化生物学，仔细观察了病源和传病媒介如何变化，来对付人类自我保护的防御武器。微生物的生存是一部传奇史诗，充满着无尽的冲突与合作。没有微生物，我们将无法消化、无法呼吸；可没有我们，绝大多数微生物依然无恙。人类不可妄自尊大，随意破坏微生物群落的均衡生态。病毒也有争取生存的权利，它们寄生宿主，不断变异，城市的拥挤、密闭给微生物提供了在通风、开阔的农村没有条件成长的大好机会，人们扭曲的野生动物口腹之欲，也让许多病毒有了攻击人类的机会。回顾往昔，有多少流行疾病是因为人类不恰当地对待自然，或者贪吃野味而引起的呢？

    同时，本书还考察了人类如何通过计划不周的发展项目、指导不当的医疗措施、方向错误的公共卫生政策、目光短浅的政治行为或不作为，以及在疫情期间的糟糕处理，以至于欠下了一张张巨额的医疗“账单”。这些疾病有很多发生在非洲或拉丁美洲地区，贫穷和落后是一层原因，新殖民主义对当地经济的剥削和造成的生态危机，也是不可忽视的。

    疾病是天灾，也是人祸。最典型的，莫过于艾滋病。这个病最早在美国男同性恋人群中被发现，这是1960年代以来社会性解放、性泛滥的一个后果。然后，社会边缘的“瘾君子”们被发现是另外一个大的受众群。因此，艾滋病人在起初被认为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的，他们也常常自暴自弃。可是，更多的艾滋病人出现了，有一些无辜的女性因为丈夫、情人而染疾，还有婴幼儿因母胎而感染，海地、非洲等国的穷人因为卖淫或卖血等行为感染了艾滋病。这些问题牵涉到性文化、种族主义、贫富差距、女性主义等等，成为了巨大的社会问题，正如苏珊·桑塔格所描述的，艾滋病成为强烈的“疾病的隐喻”，它指向了工业文明和社会机体的弊病。作者告诫我们，必须重建对于疾病的新思维方式，学会与其他生物共同生活在一个理性的地球村里。

    作者在书中说：艾滋病教育了我们，因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健康问题都会迅速成为对许多人甚至所有人的健康威胁，有必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早期警报系统”。作者还以2003年中国SARS作为案例，说明及时应对的重要性。作者说，SARS之后，中国境内的所有传染病几乎完全公开透明，这种态度可以使人们免受劫难。从当前的现实来看，我们的确应该在疾病预防和免疫工作中居安思危，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