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青松

    “方先生走了！”昨晚10点22分，这条仅仅五个字的信息，是我几天以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到的最终结果。尽管自认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真正得知恩师离世的那一刻，还是如同五雷轰顶，让我的情绪彻底失控，在书房里失声恸哭！

    在人生当中，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之前，往往会有某种极为精微的预感。4月11日晚，我梦见去北京找方克立先生，但是只见到了师母黄老师，而未能见到方先生。醒来之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次日早上跟赵娟说起这个奇怪的梦，她说，你是想念方老师了！于是我当天给方老师写了邮件，信中感慨道：“这么多年来，在学术圈中讨生活，汲汲于名利，如今回想起来，其实，师生之间的缘分和情义，比学术上所有的‘成功’更加宝贵、更有意义！”4月13日，收到方老师的回信：“2013年你来社科院做‘西部之光’访问学者，真是一种缘分。你做的题目是《群书治要》，但敏锐地意识到‘马魂中体西用’论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指出它开创了学术研究新范式，有力地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一年内你写了六篇文章，两本论集的编辑出版更是对扩大此论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我在《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序’中，以及《五四百年的思想史意义》中，都专门提到了你对‘马魂中体西用’论的贡献。就此而言，我是非常感谢你的。”信末还特意叮嘱，为了在学术上“发挥更大作用”，希望我还是“去北京工作”。方老师的回信似乎并无异样，这也让我一颗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然而，20号上午11点，突然接到杜运辉的信息：“方老师在望京医院，这次是心脏堵塞。今天下午做动脉造影，可能同时做心脏支架。”这进一步增强了我的不祥之感。方老师晚年健康欠佳，求医问药成为常态，但能否经受得住一场手术的折腾，这是我最为担心的。事实上，正是由于术后的不良反应，方老师最终没有逃过这次庚子年之劫。

    与方老师的缘分，要追溯到2007年春天。那一年，我报考了南开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导师就是方克立先生。考完试之后，从天津转车到北京，生平第一次与方老师见面。或许是性格相近，再加上老乡情谊，我们聊得非常投缘。后来的面试环节非常顺利，最终被南开大学录取了。但那一年，我同时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几经周折，竟然也被录取了。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我经历了内心的百般纠结，最后放弃了南开，到了人大读博。记得当时方老师还鼓励我：“夏老师是非常优秀的老师，你跟着他好好学习。何况，在北京，我们见面也更方便。”在北京读书那三年，每学期都去拜访方老师，海阔天空地聊天，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博士毕业之后，我回到了云南工作。2013年，单位选派我为中组部“西部之光”访问学者，我毫不犹豫地在表格上填上了唯一的志愿“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克立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就是弥补当年的遗憾。或许，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和缘分，早已是命中注定，该发生的，必定会发生，只是或早或晚罢了。但是，命运给了我们一种“选择”的假相。我常常在想，与方先生的缘分，估计就是如此。

    到了北京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见方老师。由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有两个校区，老校区在望京，新校区在良乡。记得当时膝关节受伤尚未痊愈，我一瘸一拐地爬到方老师在四楼的办公室，方老师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打趣我：“人胖了！腿瘸了！”他拿出一把钥匙，告诉我，帮我在望京校区也安排了一间宿舍。平时住在良乡校区，周末来望京校区，便于交流。同时还拿出一张饭卡，告诉我：“这是老校区食堂的饭卡，上周就办好了，里面存了两百块钱，你来望京这边住，方便去食堂吃饭。”拿到饭卡那一刻，我鼻子一酸，眼泪都出来了。傍晚，方老师和师母请我在楼下的饭店吃饭。我坚持要买单，方老师坚决不同意，黄老师告诉我，入学之后，请学生吃饭，这是方老师的惯例，你不要破坏了。饭后，我去找一个博士期间的室友，方老师生怕我找不到公交车站，坚持送我上公交车，看着老人家蹒跚离开的背景，泪水再一次夺眶而出。先生慈父一般的关怀，成为我求学生涯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那一年，我平时住在良乡校区，周末去望京找方老师。记得有好几次晚上，老人家跑到宿舍，颤巍巍地来敲门，他说，散步路过这里，顺便跟你坐一坐。我们或聊学术问题，或者只是拉拉家常，到了10点左右，就送老人家下楼，看着他走进家属楼。有一次周末去找方老师，得知他因此推掉了当天在北大的学术会议，我告诉他，其实我们可以再约时间的，他回答：“跟学生见面比参加学术会议重要”。2013年未，寒假将至，我和同学杨绍军准备返昆，临走之前又去了望京。从良乡到望京的校车，通常6点多就到了，但那天是周五下午，气温骤然下降，堵车特别厉害，我给方老师电话，让他不必等我们，早点回家休息，方老师口头答应了。晚上9点40分，我们终于到达望京校区，发现老先生一直都在办公室等着我们。他说：“不见到你们，我不放心。”行文至此，泪水又模糊了双眼。访学结束那天，我和杨绍军在校园里感慨说，能不能申请延期，我们想继续待在北京学习，我们舍不得离开方先生，那是我们当时真实的感受。

    访学期间，我的研究方向是《群书治要》研究。由于跟方老师交流特别充分，对他的思想动态也非常了解。于是，写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他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论。访学期间写的每一篇文章，方老师都亲自修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马魂中体西用与当代中国学术范式之建立》一文，方老师不仅仔细修改了文字上的错误，甚至直接添加了不少论述。后来，这篇文章发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由于各种因缘，访学结束之后，我将“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相关文章结集，陆续在人民出版社推出。文集虽然是我编的，但实际上，方老师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其中有一本书，方老师校对出了一百多处错别字和引文疏误，令我十分羞愧。

    2019年11月2日-4日，在大连理工大学召开“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论争与‘马魂中体西用’综合创新文化观学术研讨会”，与方老师再次相聚。11月3日上午，方老师做了主题为“五四运动的思想史意义”的演讲。这是我在离开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之后，再次聆听恩师的讲座，也是最后一次！讲座那天，方老师精神状态较好，连续讲了两个半小时。会后我还跟杜运辉开玩笑，我们得好好养生，争取到了80多岁还能讲两个半小时。4号上午，送方老师上车时，我还特意跟他说“您多多保重，下次我再去北京看您。”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我们师生之间的永别！

    记得3月16日晚上，方老师打来电话，说“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想跟你聊聊天”。在电话中，方老师认为我在学术上应当“有更大的成就”，鼓励我“去北京发展”。这是老先生的一贯主张，并且做了许多实际上的努力。可是我并不“领情”，告诉老人家，我就喜欢昆明的生活，甘于“平庸”的人生。不曾料想，这就是我和方老师的最后一次通话。今早打开电脑，看到这些年跟方老师的邮件往来，谈学论道，嘘寒问暖，居然有301封。我截图发给杨绍军，说“从今天起，再也收不到方老师的邮件了”，泪水再一次喷涌而出！

    昨晚，我发信息给一位朋友，告诉他“方老师走了”。朋友反问：“他去哪里了？”我知道，他是在启发我，要去探寻生死的真相，在最终意义上，既没有出生，也没有死亡，死亡只是一种幻象。他告诉我，“死亡是最大的谎言。无论如何，你必须发现这个——亲自发现它。当别人说死亡是存在的，或者死亡不存在，那都没有用。只有你亲自发现的，才能够让你超越生死的幻象。”可是，面对恩师的离去，我还是控制不住内心的悲伤和眼中的泪水。我多么希望，恩师的离开，也“只是一种幻象”！我常常想，师生之间，必定有着某种甚深的缘分，尤其是与方先生之间亦师亦父般的情义和心灵相契，在这个人情寡淡、重名重利的所谓学术圈中，更是稀有难得。虽然我深知，言语难以表达心声，然而，还是用这些凌乱的文字记下了与方先生相处的点点滴滴，以及自己内心无比的悲痛！

    沉痛哀悼恩师方克立先生！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