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红宇

    一篇是中篇小说《奔跑的木头》，一篇是短篇小说《叫了一声》。我认为，这两篇小说，无疑代表了潘灵对汉语小说叙述全新的思考。

    什么是汉语小说？在这里，有必要对西方语言和汉语进行一个简略的比较。多少年来，我们很多中国当代作家，“总是喜欢拉着世界文学的背景作大旗”（李敬泽语），以此来树立（其实是“唬人”）自己在中国读者中的地位。殊不知，那些被翻译家们重新组织了语言的西方小说，在它们被翻译成汉语后，其实已经变成了“二手货”，讲述的魅力和力量全部丧失，剩下的，也只有一点思想了。而我坚定地相信，一个可以从俄国文学横跨美、英、法、拉美和东欧文学的汉语作家，其实，他们中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在读这种翻译家的“二手货”。

    汉语全然是不同的。首先，我认为，汉语代表了一个伟大文明的传统。其次，由这种传统带来的汉语，在叙述中是优美且充满了巨大的想象空间的。确切地说，西方字母化的语言是准确的语言，是笨拙的。而汉语，作为一种象形文字，是需要意会的，是不准确的，它是需要读者参与和分辨的一种充满了智慧的交流手段。比如“抬头一看，阳光耀眼，不觉肉醉。”（阿城《棋王》）比如，“回头一看，一阵馋风吹过”（曹雪芹《红楼梦》）。比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比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再比如，我们生活中经常说到的“你吃了吗？”“火候”“少许”“黑手”“乌鸦”“雄鹰”等等。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这就是汉语的传统。能够承接并发挥这样的传统的人，无疑，是需要大智慧的。然而，在“西方”这个词愈演愈烈的今天，承接这样的传统，能够让汉语讲述理直气壮地站在小说创作中，无疑，是需要勇气的。

    潘灵是个有这样勇气的人。他坚定地回到传统，并且，他用一种传统的汉语讲述的方式，呈现出了汉语小说的力量。因此，潘灵的小说，首先是迷人的——在《奔跑的木头》中，他让一个失去了爷爷又天天被父亲揍和骂的木头般的少年，奔跑如飞。同时，他又让这个少年在貌美如花的女土司面前，充满了天性的浪漫和从天而降的人情味。在《叫了一声》中，他让从乡下来的母亲，身上永远带着一种看似愚昧的慈悲和温暖。这些，都是潘灵这两部小说中的迷人的地方，或者，这也是潘灵在他的小说中埋下的大智慧。

    在汉语讲述中，有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无逻辑性。因为，需要意会的汉语，最大的特点，就是无逻辑。潘灵在他的这两部小说中，成功地展示了这一特点，并且，使其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奔跑的木头》中的木头，为什么跑得这么快？潘灵没有说，也没人告诉你，他就是跑得快，他就是奔跑如飞，怎么了？而在《叫了一声》中，母亲有些愚昧地抱着个观音来到城里？潘灵也没有说，你要是问多了，我想，潘灵一定会对着你大叫一声，说，这还用说吗？我认为，这就是汉语传统中的“断言”，这就是由此引发开来的汉语讲述中的“鼓着说了把着听”的叙述霸气。比如《三国演义》中，张飞一声吼，河水倒流。比如《水浒》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潘灵，正是在这样的汉语讲述的承接中，使他的小说充满了一种不动声色的魅力和吸引读者的力量。

    在他的中篇小说《奔跑的木头》中，这样的场景也比比皆是，最精彩的部分，是“木头”同二十四名土司兵比赛跑步。潘灵用了一个汉语小说中传统的“人不可貌相”和“后来居上”的手法，就把“木头”的呆和“木头”的过人之处，写得扣人心弦。

    而在小说的最后，潘灵又用马缨花的美，把“木头”的呆写得充满了人性的魅力。他写道“木头背着阿喜土司，像阵轻快的风，轻盈地越过一个背阴的山坡，来到向阳的坡地。在木头背上的阿喜土司，竟然振臂惊叫了起来。

    她的眼前，是一簇盛开的马缨花。这些马缨花，开得喧嚣，自由而放肆。那些怒放的花朵，仿佛要点燃山坡。美得如此放任，美得如此潇洒，让阿喜土司惊叫连连。

    木头把阿喜土司从身上放下来，把她抱了坐在山冈的青石上，就朝着那开满马缨花的地方跑去。阿喜土司看到，木头被汗水浸透的后背上，有丝丝缕缕像雾气一样的东西蒸腾了起来。木头采来了一大抱马缨花，面无表情地朝阿喜土司走过来。他来到阿喜土司身边后，将大朵大朵的马缨花围着阿喜土司铺开来。他不断地重复着采了铺，铺了采的动作，直到最终把阿喜土司置于一片怒放的花海中。阿喜土司开心极了，她笑得就像马缨花一样。

    木头木讷的脸，像坚冰沐浴了春风，轻融中泛起了一丝浅浅的笑容。“这浅浅的一笑，还是被阿喜捕捉到了。”

    我们一看，无论是比赛跑步还是马缨花，潘灵都是应用了汉语讲述中的对比的手法，“木头”的呆，对比着他的“快”，“木头”的笨，对比着马缨花的美。反之亦然。用这样的手法来描写人物，正是最中国化和汉语化的，我认为，起码，比起西方小说中的直抒胸臆，要智慧得多。

    而潘灵在他的《奔跑的木头》的开头，恰恰印证了这样的对比。他写道“春天喧嚣着往坡上爬的时候，毕摩一个人沉闷地下山去了”。这种对仗的写法，就是汉语讲述的精髓之处。

    那么，汉语讲述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讲述呢？我想说，汉语讲述是从汉语的逻辑中因循而来的一种讲述方式。同西方小说比起来，它显得更加民间、更加街坊，它是一种读者熟悉的腔调和语言，它更容易让读者读得懂。说得彻底一点，它就是一个街头巷尾的读者能够读得懂的故事，它在今天，更容易被认为市场化和通俗化。恰恰是这样的观点，使得很多附庸风雅和装腔作势的所谓的作家们，在汉语小说面前显得噤若寒蝉。试想，一个写小说的人，如果连一个故事都讲不好，还能称为小说家吗？就像一个画家，连形都画不准，有资格去玩现代派的变形吗？

    潘灵，肯定是云南很会讲故事的作家之一。因为，他一个人，悄悄走近了汉语小说的讲述传统。他熟练地运用着汉语的腔调和语气，让他的读者在他的故事中得到某种温暖和启迪。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多元的时代，强调汉语讲述的重要性？或者说，强调汉语传统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历史远未结束（李敬泽语）。其实，有点简单的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历史远未结束，历史，远未像西方一样，早已经进入了一个超静态的结构。至今，我们还在经历着无数小说家都无法想象的现实中的“故事”，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在这样一个历史远未结束的现实生活中，读者最需要的，就是一盏心里明亮温暖的灯。而点亮这样的灯，是我们作家的责任。

    潘灵，无疑用他充满了爱恨情仇、忠孝节义的有意味的汉语讲述方式，担当起一个当代作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