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到过我们村一次，他们说‘过去是财主、地主压着穷人，现在要反过来，群众起来要压垮地主’，最后就把地主家的仓库打开，给穷人分粮食，这是我第一次见红军。”95岁高龄的武思秀老人，参加革命至今已79个年头，对许多年前见到红军的场景仍记忆犹新。

    家住镇康县南伞国门边，清晨升国旗仪式传来的国歌声，是武思秀每日必听的功课。“那一次红军之行，为穷苦人民而战的红军形象深深留在了我的心中。”

    武思秀16岁加入八路军，入伍后由于表现突出，他很快成为党组织培养的对象。由于在外打仗常年杳无音信，武思秀的家人们一度认为他已经牺牲。“1947年我回到家，看见供桌头上献着两碗饭。等我父亲挑水回来，推开门看见我，才把饭碗收起来。”

    据老人回忆，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他所在的二野四兵团进军大西南。史料记载，1950年4月5日镇康和平解放后，在新县政府中任职的李文焕叛逃后曾率百余人在南伞骚扰，121团9连副连长武思秀带领两个班连夜奔袭，俘敌10余人，缴获骡马80余匹。

    “和平解放前，我到南伞刷布厂跟李文焕谈判，我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手枪挎着，子弹上着，手榴弹挂着就去了。”所幸，这是一次和平谈判，老人给我们说着当年剿匪的经历，语气中颇为慷慨激昂。

    在滇西南解放战场上，武思秀和他所在的121团驻守在祖国西南边陲，立下过汗马功劳。1960年中缅联合勘界中，时任镇康县外事副县长的武思秀又作为勘查小队副组长参与其中。

    如今，武思秀一家已是四世同堂，武思秀和妻子恩爱如故，儿孙们对他们孝顺有加。

    “现在，我重孙在临沧读书，他说从临沧到南伞要4个小时，我说我们那时候得走8天，将来还会建设得更好。你们就是将来建设的人才，将来一定要当一个不朽的螺丝钉。”武思秀再次抬头凝望着南伞国门，五星红旗准时升起的方向。

    本报记者  李春林 吴沛钊

    通讯员 董文静 李元兰 王玲 谢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