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丹 谯丹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因地理因素和文化偏见，历来被中原王朝视为“化外”“蛮荒”之地，其地方历史文献较少受人关注。近代以来，西方人士以各种名义进入云南，大肆掠夺地方文献文物，许多珍贵文献被劫往海外。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国立北平图书馆南迁至昆明，与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办图书馆，并设立昆明办事处（1939年4月升格为馆本部），“因环境之便利，锐意于西南各省文献之搜集，规为经常工作之一门”，开始广泛搜集、整理边疆史地文献和少数民族文献。当时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万斯年（1908—1987）先生负责完成的，可谓成就卓著、功不可没。
万斯年于1931年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1951年调离，是著名图书馆学家、文献学家，被誉为“边疆文献守护者”。他在昆明办事处的工作不仅保护了民族文献遗产，更为后人研究西南边疆史和云南民族史、地方史留下了难得的一手资料。
抗战时期，云南地方文献和历史文物面临着内有战乱、盗窃、损毁，外有西方势力掠夺、流失的威胁。为了抢救这些濒临灭绝或被西方人掠夺的珍贵文献，万斯年冒着战乱、匪患、自然险阻甚至是生命危险，只身深入边疆民族地区，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搜集到大量边疆史地文献和云南民族文献。万斯年抢救云南地方民族文献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赴迤西访求白族、纳西族古籍文献
1941年7月15日，万斯年奉命从昆明出发，赴迤西地区（今大理、丽江一带）访求白族、纳西族古籍文献和考察滇西历史遗迹，历时15个月，开展了9个方面的工作，其中对东巴经典的访购、整理最有成效和特色，并撰写发表了《剑川火葬坟墓发掘记》和《迤西采访工作报告》等文章。
方志、族谱、诗文集的搜访抄录。多方收集大理、丽江历史文献，包括稀有方志山志、宦谱族谱和地方人士诗文集等。如搜集到的方志山志有《乾隆丽江府志》《光绪丽江府志》《中甸县志》《贡山志略》《荡山志略》等；宦谱族谱有《木氏宦谱》《丽江段氏族谱》《丽江余氏族谱》；诗文集有《庚子集》（明木公撰）《芝山云薖集》（明木增撰）《谦受益斋诗稿》《禹川诗稿》《大田诗文钞》《妙明所藏经诗笺录》等；其他珍贵文献还有《皇明恩纶录》《云薖淡墨》《丽江竹枝词》《治丽八箴》《丽江县各房经管事项册》《杨振鸿、张文光事迹合刊》等。在大理抄购到《鹤庆高土司谱略》《鹤庆彭氏宗谱》《光绪鹤庆州志》。
东巴经典、石刻铭文的求购传拓。对大理、丽江的碑刻、东巴经进行实地传拓和征购，保存了大量濒临消亡或失传的民族文献遗产。先后征集到东巴经古本3200余册，加上此前由纳西学者周汝诚收集的547册，总数近4000册。其他还有神路图、法杖头、壁画摄影、神牌、东巴签名簿、东巴神像等；在丽江访拓了木氏宗祠诸碑以及北门坡大墓群诸碑、福国寺山坡诸碑、束河诸碑、岩脚院摩崖、铜鼓等；在大理访拓了鹤庆高氏诸碑、温泉庵记、火葬墓碑。
民族遗迹与历史文物的踏访考察。对大理历史遗迹（赵善政塚庙、冲霄王墓、建文帝遗迹）、木氏土司遗迹（雪崧村、北岳庙、白沙诸寺、束河遗迹、城中遗迹）、明人真迹、滇中刻藏佛经等进行访察照录，考察民族宗教文化和实物遗存，对滇西北文化遗产作了全景式扫描和如实写照。
在离开丽江前，万斯年还代表馆方与国立丽江师范学校共建“边地文献室”（周汝诚任干事），将馆藏东巴经典寄存该校，由周汝诚继续整理。
万斯年迤西之行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以多种采访方式（委托、访求、搜购、传抄、摹拓、摄影），发掘出不少明清孤本秘籍和地方稀见文献，收获可观；二是访求活动具有系统性、多维度特征，涉及古籍善本、民族文献、实物史料、文物古迹等多个领域；三是涉及文献类型之广、地域跨度之大，拓展了地方文献搜集整理的广度和深度。
合力抢救武定彝族文献
1943年6月，万斯年受馆长袁同礼委派，冒险深入武定、禄劝彝族土司区，与马学良合力完成了对古彝文典籍的收购任务。此举不仅保护了彝族文化遗产，也避免了西方对这批珍贵文献的掠夺。
文献危机与抢救背景。1943年2月，“史语所”的马学良在武定县茂连乡土司衙署发现一批家藏的彝族文献（明本夷经、夷经刻版、凤氏世系家谱史料及宋明古物等），认为是研究民俗学及考古的重要资料，价值极高。此前已有法、英、德、美等国专家、教士出高价争购，在内有战乱之危，外有西方势力利诱的情况下，那氏家族有意将这批彝族文献卖给西方人士，民族文献遗产面临流失风险。马学良紧急致函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请求史语所征购或与博物馆合购，以免被外人获取。因史语所经费不济，傅斯年随即转告袁同礼，希望由北平图书馆出资收购。袁同礼馆长对此事很重视，一面向教育部申请10万元法币专项经费，一面委派万斯年亲赴武定办理购书事宜。
艰险历程和收购经过。1943年6月16日，万斯年临危受命，从馆本部疏散地桃园匆忙出发、只身前往，一路上遭遇土匪袭扰、日晒雨淋、山路泥泞等困境，几经艰险到达武定，先走访县政当局和地方士绅，展开社交活动，取得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到达慕连（万德）土署后，与马学良协商购书对策，又因水土不服身患腹疾。前后经过一年多的交涉谈判，最终说服土司那安和卿将文献售赠国立北平图书馆。以103374元国币购得彝文写经507册、彝文写经卷子一轴、彝文刻经15册、彝文经典刻版15块、汉文档册12册。经过现场清点、分类装箱，安全运回昆明。在购书期间，万斯年还对土司府的汉文档册作了初步研究，撰写发表《记武定土司那氏所藏雍乾间军务案稿》一文，记述了案稿子目及内容，考察了夷人的姓名、饷粮的多少、赏银赏物及恤金、作战武器、自愿从征等问题。
彝文文献和汉文档案价值。万斯年从那氏土司手中购得的这批彝族文献既有老彝文经典，也有汉文谱系案卷，涉及彝族法律历法、语言文字、宗教伦理、土司制度等核心内容。其中的《劝善经》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彝文明刻本，也是现存明版彝文古籍中内容丰富、字数最多的一部。全文22900字，将《太上感应篇》的每一句话译成浅显流畅的彝文，并逐字逐句地加以注释和解说，借以宣教说理，内容融合道家思想与彝族伦理，反映了明代彝汉文化的深度交流；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抄本彝文《六部经书》也为稀有珍本；汉文档册为清代之物，有土司家传谱系、禀呈稿、回复禀帖、承袭禀、立嗣案卷、诉状稿、军务案稿、土司衙内日行号簿、禀帖簿、唱本等，涉及谱系、承袭、立嗣、诉讼、军务、田租等方面，极具史料价值。正如当时袁同礼馆长写给教育部的报告中说：这批文献“对于西南民族之语言文化历史制度之研究，有绝大之参考价值”。
在烽火连天、颠沛流离的岁月里，类似万斯年这样历尽艰辛、不畏险境、深入边陲、抢救文献，忠实履行着作为国图学人使命的学者，在当时并非鲜见，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图书馆人高尚的思想情操和职业风貌。可见文献遗产保护不仅是一项技术工作，更需人文情怀与历史担当，其“保存文化火种”和“文化抗战”的精神在今天尤具启示意义。
（作者1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作者2系云南民族大学档案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