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茂 黄心怡

位于西南边陲的云南是近代中国航空事业起步较早的省区。云南地处晴朗的高原天空非常适合飞机的起降作业，为航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气候条件。同时，云南山高谷深，地形崎岖，多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陆地交通线建设难度较大。航空运输则占地少，工期短，生态破坏小‌，这也是云南近代较早发展航空运输业的原因。

在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下，早在1918年，云南航空事业的奠基人唐继尧，在云南留美学生董泽（云南大学首任校长）的建议下就决定要筹建云南航空学校。据2019版《云南省志（卷六十二）·民航志》记载：1922年，唐继尧于本年冬设立了云南航空处。1923年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云南航空学校。为了给学员提供训练场地，1923年，他下令在航校旁边修建的巫家坝机场开始动工，巫家坝机场也承担了作为航校训练基地的功能。云南航空学校是仅次于北京南苑航空学校和东北航空学校后创建的近代中国第三所航空学校。昆明巫家坝机场则是近代中国第二座专用航空机场。

云南航空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与独特作用

在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历史长河中，云南这片西南边陲的土地，以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和不屈的精神，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云南的航空事业，更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宛如一把锋利的长剑，划破长空，为抗战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云南航空学校的人才培养。从1922年创建至1937年与中央航校合并，云南航空学校办学历经15年，先后培养了四期200多名飞行员及云南本土的机械师、飞机制造人才。当时的云南航空学校无论在训练器材、设备（购买的法国教练机）、师资教员（聘用多位欧美留学生担任教员）等方面，均具较高水平，为航空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

卢沟桥事变后，为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滇黔绥靖公署航空处副处长张汝汉率领在昆明的云南航空学校第一至四期31名同学，于10月18日离开昆明到达汉口，再由汉口乘轮船于11月3日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报到待命。12月上旬，航空委员会根据不同技术工种给他们分派了工作，奔赴抗日一线，为抗战时期的空中防御书写了云南篇章。

以昆明巫家坝机场为核心的空中交通枢纽形成。抗战爆发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迅速沦陷，原本依赖沿海港口的对外交通线路被日军切断。云南因其地处西南，与东南亚多国接壤，成为了新的国际交通枢纽。在此背景下，云南航空业积极构建起空中运输网络，成为连接中国与国际援助的重要通道。

1935年竣工的昆明巫家坝机场在抗战时期成为了最为繁忙的机场之一。1940年，滇越铁路因日军进占越南被迫关闭。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后，滇缅公路也部分受阻。这两大国际援华物资运输通道的中断让航空承担起了更为紧要的运输任务。因此，1942年5月，中航公司开辟了从印度加尔各答、汀江至云南昆明和四川叙府（今宜宾）的驼峰航线，该航线至1945年10月结束。美国等盟国通过驼峰航线，将大量的军用物资、燃油、药品等从印度跨越喜马拉雅山脉运往昆明。云南航空力量不仅提供了机场保障服务，还组织本地的航空基地人员积极参与物资的转运和分发。昆明巫家坝机场因此也成为了抗战物资的重要集散地和中转站，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战。

航空工业的支撑。云南在抗战时期还承担起了航空工业发展的重任。为了摆脱对进口飞机的依赖，满足抗战对飞机的迫切需求，国民政府在云南建立了多个飞机制造厂和维修厂。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东，韶关飞机制造厂遭日机轰炸损毁。经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决定，西迁该厂至云南昆明西郊昭宗寺附近，并正式改名为“第一飞机制造厂”，1939年复工生产复兴教练机和仿苏波利卡波夫（POLIKARPOV）1-15双翼战斗机。1939年，中央飞机制造厂搬迁至今瑞丽市弄岛镇雷允村，那时的雷允村汇聚了众多为抗日而来的各地航空专业技术人员。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地处云南的航空工业取得了显著成果。雷允村的中央飞机制造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厂。至1940年10月，该厂共制造、组装、改造各型飞机150架，为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空中作战的前沿阵地。云南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同时也是抵御日军空中入侵的前沿阵地。日军为了切断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摧毁抗战力量，多次对云南的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进行空袭。

在对日空战中，云南上空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不畏强敌，顽强作战。1938年9月28日，日本首次空袭云南省会昆明。当天，正在昆明滇池上空作战斗练习的中央航校高级飞行驱逐组组长陈有维和第八期学员黎宗彦突然发现了地面敌机来袭的紧急警报，一群九架编队的日寇“九六式”轰炸机入侵昆明上空。他们立即投入战斗，不顾敌机群火网密集，上下翻腾，紧迫敌机群。在驱逐中，黎宗彦击中一架敌机，其最后掉落在今昆明市宜良狗街地区。这是在昆明上空首次击落日寇敌机的记录，极大地振奋了民众的抗战信心，保卫了边疆的领空安全。

1938年至1941年，日军多次对昆明等地进行大规模空袭。中国空军和盟军空军依托云南的机场，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

1941年，陈纳德率领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后又改编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进驻昆明巫家坝机场。巫家坝机场不仅是飞虎队的指挥中心，而且成为了对日空战的核心基地，与沾益机场（飞虎队训练和驼峰航线物资转运基地）、陆良机场（空战与轰炸任务基地）、云南驿机场（驼峰航线中转站与训练基地）和羊街机场（物资转运基地）等一起构成了抗日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空战基地。

云南航空背后英雄群体的故事与精神传承

飞行员的英勇事迹。在抗战队伍中，飞行员无疑是最为耀眼的英雄群体。他们驾驶着战机，在蓝天之上与日军展开生死较量。其中，毛友桂就是毕业于1937年8月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被日本轰炸后搬迁至云南办学的中央航空军官学校第十二期驱逐组的云南籍飞行员的杰出代表。据《查复故空军中尉毛友桂相关的殉职资料案》记载：1943年4月1日，他被派到十四航空队（即扩编后的飞虎队）服务。1943年8月20日，驾机自云南昆明出击广西桂林二塘三塘之日军，与敌机空战，阵亡于两江。生前有战绩七次，为表扬其功绩追赠空军中尉。毛友桂牺牲时年仅25岁，也是飞虎队中仅有的两名云南籍飞行员。云南省档案馆所藏云南省政府秘书处为毛友桂建立石碑的批文上赞誉他为“我滇空军青年殉国第一人”。云南省主席卢汉1944年批示可以为空军烈士毛友桂题词“河山并寿”，并下指令安排埋葬西山。毛友桂墓今为西山区文物保护单位。

还有许多年轻的飞行员，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承担了驼峰航线的运输任务。飞行员们要穿越气候恶劣、地形复杂的喜马拉雅山脉，每一次飞行都充满了危险。三年多的驼峰航线运输，共向中国战场运送了70万吨急需物资，牺牲了1500多名中美机组人员，但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奉献精神，成为了抗战历史中不朽的丰碑。

地勤与保障人员的默默奉献。除了飞行员，分布在云南各机场的地勤与保障人员同样功不可没。机场的地勤和保障人员，他们虽然没有在战场上与敌人直接交锋，但他们的工作是对日空中作战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惠群站长回忆了抗战期间呈贡航空站的基本任务和主要事项：包括监听日本空军活动情报并立即上报基地指挥部、保证机场跑道、停机坪等工程无障碍、保障驻场飞机与军用物资的安全、预报天气、与美方密切合作，维护机场秩序与纪律等工作。正是有了这些云南机场地勤和保障人员的紧密配合，才有在1941年12月20日-1942年7月19日，飞虎队初入云南的几个月间，就击落日军飞机299架的辉煌战果。

精神传承与历史意义。通过在云南办学的航空学校培养飞行人才、建设云南各地的空战基地机场、创飞的驼峰航线和英勇的飞行员故事构建起的抗战传奇，孕育出了伟大的航空报国精神和抗战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抵御外侮的生动写照。来自祖国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汇聚在一起，发挥各自的优势，为抗战胜利贡献力量。这种团结协作、抵御外敌的精神，对于今天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他们在抗战中的奉献与牺牲也让我们铭记，航空力量对于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至关重要，激励着我们不断发展壮大祖国的航空事业，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提供坚实的保障。

抗战时期发生在云南的空战传奇经历，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不仅展现了航空英雄们的智慧与勇气，也体现了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云南航空抗战史承载的英雄群体故事与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中，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边疆儿女为了国家的稳固安全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