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春嫒 邓雯心

王炽（1836—1903），字兴斋，号昌国，云南弥勒虹溪人。他是晚清赫赫有名的“钱王”，中国历史上唯一荣膺“三代一品”的红顶商人，也是中国近代商业史上的一座丰碑。王炽幼年家贫，父兄早逝，其从马帮驼铃中起步，创立“天顺祥”，后与席茂之合资开设“同庆丰”。在鼎盛时期，他的资金流动量足以占据当时云南财政的三分之一，被誉为“南邦之雄”，并与“西帮三晋票号”齐名。这位滇商巨擘，毕生恪守“以利聚财，以义用财”的信条，每每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赤诚之心书写着“爱国爱乡”的救国报国长卷。

一纸银票定边防

1883年冬，法军自越南河内北侵，战火硝烟直逼滇桂边境。清廷急命云南巡抚岑毓英率师出关抗敌。彼时军情紧急如火，难以筹措军需粮饷——达官显贵避犹不及，富商巨贾竟无人敢接这烫手山芋。

滇越相邻唇齿相依，若越南防线崩溃，云南将如门户洞开之危楼，稍有不慎便会有倾覆之虞。值此千钧一发之际，王炽秉持着“官之所求，商无所退”的信念挺身而出。面对质疑，他慨然而言，掷地有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若饷银不继，兵勇哗溃，大局将不可收拾。吾滇与邻越唇齿相依，越亡则滇不保也。区区私财何有耶？”而后当即向岑毓英立下重誓：愿独力承担全军粮饷！此诺一出，四方震动。

旋即，王炽调动旗下“同庆丰”票号之力，多措并举，化解困局。其一，以票号信用作保，按月筹措六万两现银，源源不断垫付前线。战事胶着，王炽先后累计输饷达六十万两之巨，堪比云南全年的赋税。其次，创新施行银票通兑之法，印发十两、五两、三两、二两、一两小额临时银票。士兵只需持票即可于各地“同庆丰”票号即时兑取现银，随军办事处保障兑付，一扫行军携银之难。此法既安军心，更显金融巧思。其间纵有威胁阻挠，王炽亦岿然不动，以一腔赤诚践行诺言。

战后，王炽再显担当，垫付巨资助兵勇返乡。清廷感其顾全大局、深明大义与满腔热忱，屡加褒奖。岑毓英班师亲题“急公好义”匾额旌表；鲍超将军赠“义重指国”盛赞其义；光绪帝更诰封其为“资政大夫”“二品顶戴候选道员”。王炽以商济世的壮举，正是“利聚天下，义系苍生”的滇商忠魂写照，深刻诠释了商贾命运系于国运，企业当以大局为先的家国同构理念。

万两银锭争路权

如果说，中法战争彰显了王炽之“义”，那么十五年后争夺滇越铁路路权，则尽显其有“勇”有“谋”。

1898年，云南昆明，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杜梅的野心，随着隐约的汽笛声刺破长空。凭借《中法续议商务专条》等条约，法方以“助建铁路”之名，行攫取滇越铁路路权之实，妄图控制云南锡铜矿脉以贯通其殖民动脉。时值清廷甲午战败，国库空虚，岁入仅8000万两白银却背负2.3亿两白银赔款，朝廷根本无力与法方抗衡。

在此朝廷束手，百官无策之际，时年62岁的“钱王”王炽拍案而起。他深谋远虑，洞悉其中要害：“铁路即命脉，路权失则矿产亡！”。不同于寻常商贾的唯利是图，王炽定下以商反制的惊世方略，自筹巨资赎回路权，再联同官府兴办实业，用白银筑起抵御外资入侵的“白银长城”。

王炽亲赴法国领事馆谈判。面对法方高达云南两年赋税的200万两白银巨额勒索价码，他慨然应允：“此路当为军民两用，路权必归中国。”当即调动“同庆丰”商号百年积累，令人惊叹的是，仅半月之内便凑足现银交割，令法商愕然失色。夺回路权仅是第一步，为防止法商染指云南能源资源，王炽冒险夺标矿务总办之位，垫付30万两白银与官府合办个旧锡矿、东川铜矿；同时斥资筹建云南首个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以掣肘洋商垄断。对此，时人皆称赞“钱王银票过处，法郎黯然失色”。

王炽，这位从滇中走出的商界巨子，凭借己力，在晚清这动荡不安、风雨飘摇之际，托举起了一道捍卫边疆、守护国脉的“不朽长城”。所有商业传奇的终极目标，必以国运为纸、创新为墨，于变局中挥毫破局新章。

[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本文系教育部项目（编号“24YJA8500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