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张喜光教授的办公室，一幅酷似月球表面的照片格外醒目。“这是化石胚胎的放大图，是用酸分解灰岩，在残留的石头碎屑中找到的，芝麻粒大小，来之不易，照片和相框都是我亲手制作的。”2024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张喜光说。
自2002年回国来到云南大学工作，张喜光深入研究云南澄江、小石坝生物群，处理成吨岩石获得数以万计的微体化石，并取得众多原创性成果，再现了早期生命伴随日趋复杂海洋生态系呈现的辐射变异与多样性，破解若干后生动物发育与演化的世界难题，为重大基础科学“生命起源与演化”相关细分领域作出突破性贡献。
栩栩如生的化石让人着迷
“小时候在成都看到战斗机从天空中轰鸣而过，就向往长大后能钻研飞机和火箭，谁知最后竟是一辈子与石头打交道。”谈到自己的研究，张喜光用“上天”“入地”形容曾经的选择。
作为上世纪70年代恢复高考后走进大学殿堂的学子，张喜光比同班同学大了10余岁，在南京大学学习期间，他利用一切时间汲取知识，用3年半时间完成了4年本科专业课程。在如饥似渴的学习中，他被老师们展示的化石标本和深厚的地质学知识所深深吸引。“栩栩如生的化石让人着迷，从那时起我就决心从事古生物研究，探寻生命起源与演化的奥秘。”张喜光说。
张喜光从西北大学研究生毕业时，正值国内各领域建设步伐加快，石油勘探、地质调查等需要大量专业人才。面对待遇更好的岗位选择，张喜光依然专注于自己选定的研究方向，拿起地质锤，走向西南旷野。
从南京大学到西北大学再到成都地矿所，学习工作生涯中，张喜光不断积累古生物研究和化石处理的新技术、新知识。在西北大学学习期间，他了解到可用醋酸分解灰岩获取化石的技术，尝试后发现这一简单易行的方法确实有效，并在随后的研究中坚持使用。
当有机会师从古生物研究领域知名专家、到加拿大攻读博士时，张喜光辗转联系，前往国外留学。在他看来，继续深造，进一步掌握国际先进知识和技术，将为自己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专注源于热爱。多年的耕耘，张喜光的多项发现为认知地史上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重要实证，他也成为我国研究特异化石的杰出专家之一。
从事古生物研究有艰辛也有风景
“在加拿大完成学业后，当时一门心思只想继续自己的研究，正巧云南大学向我抛来了橄榄枝，双方一拍即合。”回忆自己的回国之路，张喜光带着一丝无奈：由于当时年龄超过人才引进的限制，他曾被国内多所院校所拒。“坎坷的过程，让我最终来到了有着‘化石王国’美誉的云南，我的研究有了用武之地。”
当时国内的薪酬与国外有很大差距，国外大学的科研条件也比国内大学要好，然而国内充满希望的发展景象，让张喜光满怀憧憬地走上了自己早已选定的研究之路。
采集化石对于张喜光的研究来说至关重要。他年复一年跋山涉水，只为寻找属于自己的“宝藏”。“常常只身一人去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孤独总是难免，但自己喜欢，既强健了体魄，又锤炼了心性和意志，遇难不惧。”张喜光说。
一次，得知国内某地有化石层，张喜光就在当地驻扎、搜寻了一段时间，却始终未见化石的踪影。就在决定打道回府的前一天，张喜光抱着一丝希望，顶风冒雨再次走进荒野，最终在一处不起眼的剖面发现了化石层。“如果不抱着再坚持一下的信念，这些重要发现就擦肩而过了。”张喜光说，从事古生物研究有艰辛也有风景，行走于祖国大好河山是一种风景，历经艰辛终有所得也是一种风景。
坚持终有突破。张喜光首次发现云南寒武纪第3期（约5.2亿年前）奥斯坦型保存的冠群甲壳动物，将其最早的化石记录提前1000多万年，一批原创性成果的问世增强了中国古生物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
做学问是追寻真理的过程
今年5月，张喜光等人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论文认为，昆明地区5.14亿年前的寒武纪关山生物群中发现的多刺世山虫应归属分类位置尚且不定的开腔骨类。这一论断与去年云南大学另一研究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得出的结论不同。一石激起业内关注，有人曾用云南大学2篇论文“打架”来形容。
“做学问是追寻真理的过程，而真理是越辩越明。”谈到2篇论文的不同结论，张喜光为有更多人关注古生物化石研究而欣喜，认为没有必要过度解读研究中的“分歧”。他说，学术观点的碰撞，有助于学科的发展。
最初来到云南的四五年间没有重大发现，却收集到海量的各类标本，这为随后破解若干后生动物发育与演化的世界难题奠定了基础。迄今张喜光共发表论著70余篇（部），其中在《自然》与《科学》上发表论文8篇，成果曾获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云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项、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入选教育部“2007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如今张喜光已年近耄耋，但仍坚持一年两次带领学生去野外寻找化石，还经常自己背岩石标本下山；仍乐意站上三尺讲台，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传授给青年学子。
“希望能对特异保存化石做一个系统总结，究竟还需要多少年这无法预料，那我就一直做下去吧。”张喜光说。
本报记者 季征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