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思诚 张衡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中国著名作曲家聂耳逝世90周年以及《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赞扬了包括聂耳在内的多名中国古今文艺名家，称他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指出“云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很多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要把这些故事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检视初心、滋养初心，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无论是作为音乐家，还是作为云南代表性革命者，聂耳的人生经历和精神品质都值得进行深度挖掘，在当下弘扬。
聂耳（1912—1935）是我国革命音乐的奠基人，他的音乐创作和革命活动都是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人民解放战争密不可分的。他在音乐上所作出的贡献，无愧为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音乐运动中一面革命的旗帜。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夏衍监誓，在联华影业公司的一个摄影棚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立于昆明西山高峣山坳的“聂耳墓”，有1954年2月郭沫若所题《聂耳墓志铭》：“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在聂耳短暂的一生中，主要从事歌曲创作，另作有民族器乐合奏曲《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四首，舞台剧《扬子江暴风雨》，歌曲36首（含独唱抒情歌曲、儿童歌曲、劳动歌曲等多种题材）。1933年，联华影业公司摄制完成了电影《母性之光》，其中，聂耳创作了《开矿歌》，这是聂耳创作的第一首电影歌曲，正是此时开始了他的电影及对革命的向往。聂耳创作的电影歌曲，如《桃李劫》里的《毕业歌》，《大路》里的《大路歌》，《风云儿女》里的《义勇军进行曲》。其中《毕业歌》是朝气蓬勃、热情洋溢、鼓舞人心的号角；《大路歌》是团结和意志的象征，是渴望战斗和胜利的呼喊；而《义勇军进行曲》是不屈不挠、斗争到底的壮丽诗篇。这些电影音乐随着电影的上映，在群众中流传甚广，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义勇军进行曲》被确立为代国歌，1978年正式定为国歌。
聂耳不仅是新中国音乐力量的开拓者，也是新中国革命事业中的一位英勇先驱，这是为世人所熟知的。今天我们想通过《聂耳日记》打开一扇窗，让我们窥见他鲜为人知的文化情怀。我们在文中采用的是大象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的《聂耳日记》，里面收录了聂耳1926年6月1日至1935年7月16日间在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就学开始至1935年7月16日逝世之前共9年时间，共计41万余字。李辉的总序里这样说道：“聂耳的日记生动记叙了一个青年音乐家丰富的情感，同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化活动在他的笔下也得到了精彩的呈现。过去我们熟悉聂耳的歌但却不大了解他的生活，读他的日记，我们无疑会看到一个更真实的聂耳。”日记真实记录了聂耳3次赠送云南古碑拓片的故事，其中一次明确地说到送了“龙颜古碑”拓片。
云南金石文化的传播者
在我们的印象中，聂耳是用音符唤醒民族精神的音乐巨匠，那激昂的旋律早已融入每个中国人的血脉。然而，这位从云南走出的音乐天才，还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着故土的文化根脉——他对云南金石文化的热爱与传播，尤其是与“龙颜古碑”的不解之缘，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更为丰满的文化传播者形象。
《聂耳日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送黎老太爷一个云南龙颜古碑，他高兴极，听说他要写对子送我。”
《聂耳日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三一年的最后一天，写了信给晖，报告我明年的新计划：1.多看英文书和社会科学书。2.努力作剧本和作曲的工作。
老太爷真的送我六张字，写得很不错。他对我如此客气，我倒是想不到。”
《聂耳日记》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看《野玫瑰》试片，遇锦晖。送老头古碑，翁家拿书，回家练习黄壳书。”
《聂耳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四日
“今天的工作最忙碌且紧张！
送了一张云南古碑给老阿，据老许回来的报告，他很高兴地接受了。”
仔细研读《聂耳日记》，我们找到聂耳分别于1931年12月29日、1932年4月26日、1932年11月4日，三次把古碑（拓片）送给了对他有重要影响的三个人。第一次是送给“黎老太爷”。日记第220页注“把该碑的拓本送给黎锦晖的父亲。”黎锦晖的父亲黎培銮（1870—1952），字松安，晚清贡生。“他高兴极”，并在两天后就写了“很不错”的六张字送给聂耳，让聂耳觉得很意外。这说明黎老太爷很看重这通拓片。黎锦晖（1891—1967）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是中国影响最大的儿童剧作家，《小朋友》周刊主编。1931年春，聂耳报考“明月歌舞剧社”，社长黎锦晖慧眼识才，聂耳成为了明月社的一名小提琴练习生，从此，开始了他真正的音乐生涯。第二次是把“古碑”“送老头”。从日记的前后看，以及日记第224页提到“老头的第一viola solo真好”。日记注释这里的“老头”就是聂耳的小提琴教师普杜什卡（Podushka）。普杜什卡（1879—1958），对聂耳的音乐成长起到了关键作用。普杜什卡原籍奥地利，常年生活在圣彼得堡，曾在沙皇时期的库谢维茨基乐团担任中提琴首席，他在上海被认为是俄侨音乐家。他是当时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的中提琴首席，这支乐队由外国人组成，有远东第一乐队的美誉，其专业技术高超的乐队成员是最受欢迎的音乐教师。自1931年4月3日第一次约见普杜什卡起，到1932年7月，聂耳在日记中对小提琴授课的记录就有27次。聂耳在7月2日的日记中简要地提到与“老头”谈作曲家的事，很显然此时聂耳与普杜什卡的音乐学习，已经不仅仅止于小提琴演奏方面了，聂耳已经展现了对音乐创作的兴趣,音乐思想也在潜移默化中初露头角。从聂耳音乐成长的过程来看，小提琴教师普杜什卡无疑对聂耳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是让聂耳的小提琴技艺走上正轨，具有了专业水平和能力，更重要的是使聂耳有了从事音乐职业的想法，坚定了走自己热爱的音乐道路的自信与决心。对于从未进入专业音乐院校学习的聂耳来说，正是这种看似非正规但却系统的学习，为他的音乐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音乐之路，在歌曲创作中取得了杰出成就。第三次把“云南古碑给老阿”。日记第389页注释“老阿”即老志诚。老志诚（1911—2006），生于北京，原籍广东顺德。是我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钢琴家、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在中国音乐史上可称为“三朝元老”，被誉为“我国近代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第一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艺术科，并留校任教。1932年被京华美术学院音乐系聘为教授兼系主任。1932年10月28日曾和聂耳在清华大学同台演奏《国际歌》，这时的老志诚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钢琴演奏家、大学教授了。聂耳在同台演出后第七天，把古碑拓片送给老志诚，是聂耳对艺术同道的致敬，也是对精神共鸣的珍视，聂耳主动展示文化根源的象征。在北平的漂泊中，这一举动既是对自身“云南身份”的强化，也是试图以乡土文化搭建情感桥梁。聂耳此举绝非随意馈赠，而是融合了艺术敬仰、乡土自豪、身份认同、政治结盟与个人抱负的复杂心绪。“老许”为许强，是聂耳在昆明时的学友。1932年8月，聂耳在上海失业后来到北平，准备报考艺术学院。他入住中共云南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云南会馆，受到同乡好友陆万美、许强、陈钟沪等人的热情接待。
聂耳三次送的拓片，只有第一次明确说是“云南龙颜古碑（拓片）”，之后只说“古碑”，我们推测三次送的都应该是“云南龙颜古碑（拓片）”。笔者找到印有“云南图书馆印行”的《滇省碑板》价目表，“爨龙颜碑每分三张定价一元五角”，是包含“昭通汉碑、爨宝子碑、南诏碑”等19通拓片在内比较贵的。从日记里聂耳送的三个人看，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可见“云南龙颜古碑（拓片）”在当时上海、北平很稀罕。
“龙颜古碑”全称叫作“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cuàn）使君之碑”，简称“爨龙颜碑”。这块碑凿刻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碑通高3.38米，上宽1.35米，下宽1.46米，厚有0.25米。碑额有青龙、白虎、朱雀浮雕，下部正中有穿，左右有日月浮雕，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蟾蜍。正文24行，共904字。碑阴刻职官题名3列，共313字。碑阳左侧刻清代阮元、邱均恩、杨爨三跋及“道光七年知州张浩建亭”字1行。爨龙颜碑比爨宝子碑晚立53年，但它比爨宝子碑大很多，所以被称为“大爨碑”。
清道光七年（1827），云贵总督、金石学家阮元在陆良贞元堡（今薛官堡）访得此碑，令知州张浩建亭保护，并写了跋语云：“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爨龙颜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弃，当为隶楷极则。”冠为“神品第一”。
“爨龙颜碑”被誉为“南碑瑰宝”，是南北朝时期的重要碑刻，其书法风格独特，兼具隶、楷之妙，承载着云南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那个风雨如晦、战火纷飞的年代，聂耳对“龙颜古碑”拓片的珍视与分享，绝非偶然之举。这背后，是聂耳对书法研习、金石鉴赏有一定水平，是对家乡文化的深情眷恋。他祖籍云南玉溪，出生于昆明。这片土地的山山水水、人文气息早已融入他的生命。云南的金石文化，是这片土地历史的见证者，是先辈们智慧的结晶。“龙颜古碑”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艺术价值，在聂耳眼中，是家乡文化的瑰宝，是需要被更多人知晓和珍视的财富。他赠送拓片的举动，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云南的历史，感受云南文化的魅力。
音乐与金石的共鸣
《聂耳日记》一九二六年十月二日
“在十五日内应将理化参考一律抄完，此外宜在年假内须注意者：1.国文；2.历史；3.公民；4.理化；5.小楷；6.簿记；7.珠算；8.英文。
各科之用书：1.古文、《左传》；2.共和国教科书（公民）；3.现代初中历史；4.现代初中地理；5.小楷帖；6.商业学校用书（簿记）；7.珠算大全；8.英语学会所教之书。
随时温习学校所习者及多看新书。时间之分配：
早饭前习小楷，午饭后习英文及国文。”
我们从这则记载学习计划的日记中，“国文、历史、公民”被列为“年假内”的学习重点，“小楷”被郑重列入每日晨间功课，这背后藏着中医世家特有的文化传承逻辑和良好的家风家教。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原是玉溪名医，1902年举家迁居昆明，以“成春堂”招牌接诊行医，为人乐善好施，做事坚守诚信。聂耳4岁时，父亲病故。但是父亲乐善好施、坚守诚信的品格深深影响着家人。1930年10月，聂耳在上海整理家谱时写道：“爸爸的死，决定了我这一生的命运，指示我应走的路。”
父亲去世后，母亲彭寂宽独自挑起了养活一家5口的重担。彭寂宽虽然没上过学堂，但是重视教育子女，通过自己言传身教，教给孩子们为人处世的道理。为了支撑起家庭。平时除了坐诊，她还替人家洗衣服、做针线活计。母亲坚强担当、勤劳智慧的个性，影响了聂耳的一生。
在聂耳24年的生命中，有18年是在昆明生活，翠湖、大观楼、西山……都是聂耳很喜欢去的地方，他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在上海时，他多次在给母亲和家人的信中写到思乡之情。这背后，是聂耳对家乡文化的深情眷恋。这种眷恋深植于他的成长轨迹之中，云南的文化基因早已刻进他的生命密码。我们可以想象：少年时的聂耳常去西山，站在龙门摩崖石刻前临摹，指尖划过那些历经风霜的刻痕时，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与古碑上的文字形成奇妙的共鸣。而他在上海从事音乐创作时，行李箱里始终装着一叠从家乡带去的碑刻拓片。当思乡之情涌上心头，他便铺开拓片，借着微弱的灯光仔细研读“龙颜古碑”，从古碑中“独步南境，卓尔不群”的书法上汲取力量。
聂耳对云南金石文化的热爱，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他的音乐创作有着内在的联系。音乐是流动的艺术，而金石文字是凝固的历史。两者都承载着人类的情感、思想、文化与艺术，都能够跨越时空传递精神力量。聂耳在感受“龙颜古碑”等拓片所蕴含的历史厚重感和文化生命力的同时，或许也从中汲取了创作的灵感，让他的音乐更具深度和广度，更能触动人们的心灵。
在聂耳眼中，这些碑拓与革命音乐血脉相通：《义勇军进行曲》如战鼓般急促的节奏，与爨碑刀劈斧凿的方劲笔法，共同彰显着不屈的民族气节。聂耳音乐中“为大众呐喊”的现实主义精神，与爨碑记录边民生活的史笔，构成跨越千年的呼应。那些曾被他赠予挚友的碑刻拓片，正在文化精英圈中静默传递着云南的金石传奇。音乐与金石，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共鸣。
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道：“亲爱的妈妈：您的信我已接到了！我看了流了不少的眼泪，我也不知到底为了什么？虽是一封很简单的信，但是里面却包含了许多问题……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这就是聂耳为自己定的人生目标。
金石传声，国歌永奏
90年过去了，《义勇军进行曲》回荡在中华大地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而聂耳与“爨龙颜碑”的故事，也如同一颗被时光打磨的明珠，愈发闪耀。他用音乐唤醒了民族的斗志，用对金石文化的热爱传播家乡的文化。
2023年2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员、人民音乐家聂耳诞辰111周年纪念日，云南省图书馆和聂耳的母校长春小学共同组织开展了首次“讲好国歌故事 传承红色精神”主题活动。活动在长春小学五楼聂耳音乐厅举行，近70名师生参加活动。昆明市非遗传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现场讲述了聂耳和“龙颜古碑”的故事，讲授了传拓的基础知识和传拓方法，现场演示传拓，并同师生一起共同完成了首张《义勇军进行曲》拓片作品。
今天，我们再次回望聂耳的一生，不仅要铭记他在音乐史上的伟大贡献，更要传承他那份对文化的执着与担当。这位革命先驱以“为社会而生”的信念，创作了响彻云霄的《义勇军进行曲》，也让沉寂千年的古碑走向人间。
（作者1系云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作者2系昆明市非遗传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