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倩 冯秀英
发生在嘉靖朝的“大礼议”（又称“议大礼”），是明代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对其后的道德政治和礼制文化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明正德十六年（1521），明世宗朱厚熜即位，随后围绕其生父尊号问题，拉开了一场既是学术之争、又是政治之争的序幕：明武宗朱厚照驾崩且无子嗣，“慈寿皇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明史》卷17《世宗纪》），迎武宗堂弟朱厚熜继位，朱厚熜登基后，坚持尊生父兴献王朱佑杬为“皇考”（宗法意义上的父亲），并追封帝号；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则主张遵循“继统必继嗣”的传统礼制，要求嘉靖帝认武宗之父孝宗为“皇考”，生父称“皇叔考”。双方僵持数年，其间爆发左顺门百官跪谏等激烈冲突，嘉靖帝对反对者施以杖刑、贬谪、削籍等严厉打压，最终获胜，此为史上著名的嘉靖朝“大礼议”事件。照理说，事情发生在朝堂，似乎与远在西南边地的云南关系不大，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其一，多名云南籍人士直接参与了“大礼议”事件。杨一清，字应宁，祖籍安宁，是明代云南籍官员中唯一入阁拜相的重臣，历经四朝，在“大礼议”时是内阁首辅身份。他未盲目站队，而是站在折中的立场、采取温和的态度，提出“礼仪可议，国本不可摇”，试图在嘉靖帝和反对议礼的文官集团之间寻求平衡以缓和矛盾。《明史》卷198有载，杨一清“于时政最通练”“博学善权变，尤晓畅边事”，却因不附和张璁、桂萼等人而被倾轧，导致与明世宗离心，嘉靖八年因病去世。毛玉，字国珍，后更字用成，云南右卫（今昆明）人，《明史》卷192有传，毛玉“伏阙争‘大礼’，下狱受杖，竟卒”，他同杨慎等官员于左顺门伏跪哭谏，受廷杖致死。李元阳，字仁甫，太和人，因“大礼议”贬谪江西分宜，晚年“家居四十余年，精研理学”，勤于著述，留下诸多描绘云南风貌的名作。缪宗周，号碌溪，通海人，康熙《通海县志》卷6记其“以议大礼廷杖”，时任户部主事的他，不畏强权、冒死直谏。天启《滇志》卷14记曰：“所至皆有宦迹。里居三十余年，绝迹公庭，清约如寒士，寿逾八袠，蒙存向焉。”晚年归隐通海，八十五岁善终。这些云南人积极参与朝政，在事件中的直谏行为和宁折不弯品格，使云南官员在朝堂上赢得“忠直敢言”的声誉，为后世云南士人入仕树立了典范，“大礼议”后，更多云南士子关注国家政治，参与科举与朝政，扩大了云南籍官员的政治参与度。
其二，几名重要人物因“大礼议”事件与云南结下深刻渊源。非云南籍但与云南联系深厚的杨慎、何孟春等人物的行动，从政治治理体系、社会民生基建、文化学术发展等多个维度，对云南社会影响甚大。杨慎，字用修，四川新都人，《明史》卷192有《杨慎传》，杨慎因反对嘉靖帝听取桂萼、张璁等议礼之言，偕同其他官员上疏谏言，被皇帝斥责、停俸，再次疏谏失败后，又因与百官在左顺门伏跪哭谏而被廷杖两次，贬戍云南永昌卫（今保山）。时任修撰一职的杨慎发出“国家养士百五十年，杖节死义，正在今日”的呼声，可见其气节和为人。谪戍云南三十余年间，杨慎关心民瘼，积极参与国家与地方事务，例如“闻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作乱，率僮奴及步卒百余，驰赴木密所与守臣击败贼”；针对永昌宝石开采中官府与官吏盘剥百姓而造成“石祸”之事，他创作《宝井篇》揭露采宝对百姓的压榨，与好友张含所作《宝石谣》相呼应，发声呼吁关注民生，通过他的影响力间接对当地不合理的采宝贡赋制度形成舆论制压；针对滇池海口频繁疏浚而劳民伤财的问题，杨慎致信云南巡抚直陈利害，成功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推动改善地方治理，也留下《海口行》《后海口行》等名作。何孟春，字子元，湖南郴州人，“大礼议”事件发起时，他仍在云南巡抚任上，他反对“议礼”，上疏有言“为人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私亲”（《明史》卷191《何孟春传》），因“倡众逞忿”、伏阙谏争而被夺俸，后又被贬为南京工部左侍郎。
其三，“大礼议”事件直接或间接影响云南社会文化发展。包括儒学的发展、人文景观的形成、文化的振兴等。发展儒学，推动书院建设。杨一清对云南文化的影响集中于精神引领与文学风气带动方面。他与云南籍人士交往密切，曾与“大礼议”中反对嘉靖帝主张的云南人毛玉多次唱和赠诗，其人格与文学理念对云南士人形成道德教化。他嘱托杨慎到滇后多讲学育人，间接推动中原学术思想传入云南，促进汉文化在云南的传播与发展。杨慎谪居云南时，主要在安宁州讲学，云南巡按郭楠为其修葺书院，提供讲学场所，而他在昆明高峣的讲学场所，成为滇中文化传播的重要之地。从云南走出又回归云南的李元阳，隐居家乡大理四十余年，专注地方文化建设，著有理学著作《心性图说》，被尊为“滇中理学巨儒”，与之前宦滇的何孟春等一道，让理学之花在滇南开放。他还为大理剑川重修儒学先师庙作记，强调以儒家礼仪教化边民，推动汉礼制文化在民族地区扎根；创办中溪书院，亲自讲学授课，为白族等少数民族打开了学习汉文化的大门。此外，还常与杨慎在苍麓书院讲经论道，使苍麓书院成为培养英才和文化勃兴的重要场所。
宣扬科举，提振文学创作精神。李元阳于嘉靖五年（1526）中进士，是白族首位翰林庶吉士，为云南人树立了科举榜样，致仕返回家乡大理后寄情于苍山洱海间，与杨士云、杨慎等文化名流诗文唱和，勤于著述，著有诗文集《艳雪台诗》《中溪漫稿存稿》，诗作内容多为关心民生、师友赠答、书写景观。杨慎以状元身份在云南倡导科举，在讲学与交游中培养出一批科举人才，他创作诗词三千余首，著书涵盖经史子集。杨慎引领了云南的文学创作，“滇之东西，地以千里计，及门而受业者恒千百人”，他广交学友、广收门生，接触各阶层的人并结下深厚情谊，使滇中俊秀“杨门七子”（张含、李元阳、杨士云、王廷表、唐锜、吴懋、胡廷禄）在文坛崛起，形成云南文坛的核心力量，在杨慎的带动下，滇云诗文创作蓬勃兴起、滇云文人声名远扬。云南文人著作从明初寥寥几部增至明中后期五十余部，原本相对滞后的云南汉文学创作迎来兴盛时期。
采风辑录，丰富地方文化典籍。以李元阳与杨慎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构建学术体系，掀起云南文化建设的热潮。李元阳主修嘉靖《大理府志》、万历《云南通志》，首创赋役、兵食等志目，系统记录云南科举制度与教育实践，保存了大理山川物产、云南赋役兵食等大量珍贵资料。在《大理府志》中整合鸡足山传说，促进了地方文化传承，而万历《云南通志》更是首部由云南本土学者编纂的省志，成为后世研究云南的重要文献。杨慎谪居云南的三十六年间，与李元阳、张含等云南文人频繁往来，酬唱之风兴盛。在交游往来间，他编撰《滇程记》《滇载记》《滇候记》《云南山川志》等，系统记录云南风物，开创地方史研究先河。杨慎《席上》诗中“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成为昆明“春城”雅号的来源，增添了昆明的城市文化内涵。杨慎的游记、李元阳的方志系统记录云南地理、经济与民俗，他们通过文学创作和文献编纂奠定滇文化的典籍基础，为后世研究西南边疆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融汇文化，促进民族文化发展。李元阳长于研究云南民族历史，将民族分为僰、爨两类，提出“白人非夷”观点，为民族研究提供新视角。一般认为，杨慎创作了《南诏野史》，保存了云南珍贵民俗资料，实现了汉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融发展，形成了兼具主流文化和本土文化特色的包容多元的地方文化新形态。
总之，“大礼议”这场政治风波，不仅改变了几位云南籍士人的命运，还意外促成了明代几位重要文人结缘云南，他们形成一种精神和思想场域，在云南的社会文化建设事业中积极贡献力量，他们在逆境中坚守文人风骨和文化志趣，不仅塑造了非凡的个人命运，更深刻影响了云南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大礼议”事件成为促进中原文化与民族文化交融，推动云南政治、社会、文化全方位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
（作者分别系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