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津永
编者按
以史为鉴，以文传薪。云南的历史，是多民族共生共荣的历史，是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为了让读者能更深入地了解云南历史的发展脉络和独特价值，读懂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坚韧不拔、包容开放的精神内核。我们联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对云南历史进行特别策划，运用新的历史发展主线、叙事模式，力求展示好真实立体的云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战略构想和部署，对历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研究中华民族在中华大地创造、书写的五千年灿烂文明史，是当代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担当。云南地处祖国西南，外连越老缅等东南亚、南亚国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云南生态多样，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古以来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陆路桥梁。系统梳理云南历史对推进中华文明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记录云南历史的专篇，从《史记·西南夷列传》始，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历代亦多有志书。自方国瑜先生1954年撰著《云南民族史讲义》以来，云南著名史学家马曜、尤中、林超民、何耀华等不断深耕云南地方史，先后出版《云南历史大事记》（1975）、《云南地方史学习纲要》（1982）、《云南各族古代史略》（1983）、《云南简史》（1984）、《中国西南民族史》（1985）、《云南地方沿革史》（1990）、《云南通史》（2011）等著作，大大推动了云南地方史的研究、学习和普及。《云南省情丛书——历史卷》是遵循云南由地方不断融入多民族统一国家治理体系及其发展、云南多民族融汇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两大历史发展主线，基于云南的省情特点及对祖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在前人关于云南地方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的新尝试和新探索。
一、不断纳入国家一体化治理是云南历史发展的主线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整体的一部分。云南历史发展与祖国的历史发展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早在距今170万年前，云南就有古人类生息繁衍。春秋战国时期，云南原住居民在发展中不断分化，并与南下的羌人，东来的越人等融合，形成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滇、劳浸、靡莫、句町、哀牢、进桑等数十个族名与部族王国名称同一的王国。秦汉时期，秦始皇在云南开道，置吏以主之。《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汉朝承秦制，汉武帝时，从建元年间到元封以后，经过30多年的开拓经营，在经济文化长期交流、密切联系的基础上，通过政治招徕与武力征讨，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犍为郡（前135年）、牂牁郡（前111年）。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军兵临滇池，滇王尝羌“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汉武帝于此设立益州郡，郡治在滇池县（今云南晋宁），赐滇王王印，令其“复长其民”，同时派遣郡守进行管理。中央王朝在承认地方首领部分权位（力）的前提下，将云南核心区域正式纳入国家版图与行政管理体系，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郡县制度在云南的全面确立，为云南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其后，历经南诏、大理等地方政权的经营，在保持独特性的同时不断汲取中原典章制度，形成了“虽自治而常怀内向”的政治传统。至元朝设立云南行省，清代大力推行“改土归流”，中央政府的直接治理层层深入，最终使云南的行政、法律与经济体系与内地浑然一体，完成了从羁縻边地到国家行省的根本性转变。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设云南省，置1市（昆明）、112个县及16个设治局，分别由昭通、曲靖等13个行政督察区进行行政监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2月24日，云南全境解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自公元前109年益州郡设置到今天，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时代如何变迁，云南始终是中国历史整体的一部分，云南历史的发展，统一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之中，不断熔铸为国家治理整体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云南历史发展的主线。
二、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大家庭是云南历史发展的主脉
中华民族是一个经过长期互动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在地理、政治、历史、文化与精神上均具有高度共同性与认同感的共同体。云南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远古至秦汉时期，云南是氐羌（自北南下）、百越（自东南西进）、百濮（本地及西南来）三大族系交汇的舞台。不同的族群在云南这片热土交融演化。史前时代云南文化的多样性及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的交流，说明还在遥远的古代，云南各民族的先民，就与内地居民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史前文明。
两汉时中央王朝以应征作战、军屯及将“死罪及奸豪”流放实边等多种方式，把内地汉族人民大批移入云南。各民族错杂而居，水乳交融，并逐渐融合于“夷人”。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中原政权对西南边疆的控制相对松弛，中央王朝“因俗而治”的羁縻怀柔政策在云南得到了广泛推行，南中大姓推动夷汉融合，以地方豪族为纽带，呈现“夷汉杂糅”的初步态势，成为中华文明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南诏的发展加速了境内族群的流动与重组，通过战争迁徙，洱海地区居民与滇东、滇西各族交错杂居；大理国时期，云南各民族呈现“坝区农耕—山区畜牧”的互补共生格局。明代移民规模空前，超过百万的汉族军民以屯田方式遍布云南坝区和交通沿线，使得汉族人口首次在云南占据相对多数，彻底改变了云南“夷多汉少”的民族分布格局，并深刻影响了经济生活和文化景观，形成了民族融合新局面。清代持续的内地移民（包括矿工、商贾）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态势。在此过程中，内地移民与云南本土世居民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立体分布，这种地理空间上的交错，为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抗战时期，云南各族儿女共同修建战略通道、踊跃参军、支援前线，“滇军”威名远扬。这种共赴国难的集体实践和记忆，将各族群的利益和情感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紧紧捆绑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核心内容的民族政策体系。
民族团结是国家统一稳定的根基，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的保障，民族融合是国家统一牢不可破的基石。自古以来贯穿云南发展始终的民族互动交融，既是中央王朝持续不断的经营与拓展，也是云南各民族参与、适应、吸收并丰富中华文明的过程。通过政治制度的整合、经济生活的联系、文化教育的浸润以及近代民族国家危难中的命运与共，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三、云南为中国历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部云南史，就是云南各族人民在云岭大地生生不息、生存发展的历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云南各族人民在技术、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不少创造性的发展，近代以来，面对侵略，各民族共同抵御外辱，维护边疆稳定，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历史时期，云南形成了以坝区稻作和山区畜牧为主的多元生计体系。上古时期，云南先民驯化野生稻，使云南成为亚洲栽培稻起源地之一；濮人系的先民培育出栽培型茶树，奠定茶文化根基。青铜时代，云南已掌握高超的铜锡合金技术，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工艺精湛、造型写实，展现了独具特色的古滇文明。铜鼓文化的传播及“云白铜”远销海外，表明云南早期已承担区域技术与文化交流的枢纽角色。魏晋至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在吸收中原农耕技术的同时，发展畜牧经济，大理马成为宋朝重要战马来源。连接中原、吐蕃、东南亚与印度的“茶马古道”日渐活跃，云南作为“亚洲腹地十字路口”的地位凸显。元明清时期，云南逐步从经济“边缘”走向国家“支撑”地位。明清两代，云南银、铜开采规模空前，明代滇银产量占全国半数以上，清代东川铜产量占全国八成以上，“滇铜京运”成为维系国家金融稳定的百年大政。
近代以来，云南在西方冲击与民族危机中成为开放前沿与救亡图存的关键支点。滇越铁路将云南卷入全球现代化进程，催生了首批产业工人和近代企业。抗战期间，滇缅公路与“驼峰航线”作为几乎仅存的国际通道，以其工程奇迹支撑起全国抗战物资供应，战略意义重大。云南亦屡开政治风气之先：重九起义使其较早脱离清廷，护国运动首举共和义旗；抗战时西南联大迁驻昆明，在艰困中保存并光大学术命脉，为民族延续了教育与科学的火种。近代云南在交通革新、共和革命与文明传承等方面，贡献卓著，彪炳史册。
历史时期，云南各族人民创造的丰富灿烂的文化，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西南边陲”的云南，以其独特的方式深刻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
四、开放联通是云南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
云南的地理与区位特点，使其成为中华文化交融、中外文明交汇的重要通道。早在新石器时代，云南就与黄河长江流域及东南亚存在文化联系。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兼具地方特色、中原文化元素及南亚艺术影响，贮贝器上的图像反映出滇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滇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印度洋海贝，证明当时已存在与沿海地区的贸易往来。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云南便是中印文明交往的前沿，民间开通的“蜀身毒道”成为早期国际通道之一。
三国至唐宋时期，云南继续扩展交通网，不仅成为西南边疆的枢纽，也成为中原王朝经略西南、连通域外的重要通道。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经营以及南诏、大理地方政权的崛起，云南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之间的重要枢纽。南诏向东学习唐朝制度文化，引入儒家经典、佛教典籍和官僚体系；向西与吐蕃保持政治联姻和军事同盟；向南征讨骠国（今缅甸地区），将其纳入势力范围，南诏都城太和城、阳苴咩城成为国际性的都市，吸引着各地的商人、僧侣和使节。大理国将佛教文化交流推向高潮，使云南成为中国与东南亚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中转站。元明清时期，修建连接省内各地并通往四川、广西和缅甸站赤、驿道网络，明朝在云南西南境外广设土司机构，其政治影响力覆盖今缅甸大部、泰国北部、老挝北部和越南西北部地区，形成了著名的“贡象道路”，并逐渐演变为云南重要的出海贸易通道。清代，尽管云南的对外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滇缅贸易急速发展、日益昌盛。但大量普洱茶通过茶马古道销往中国西藏、尼泊尔、印度，并进入俄罗斯和欧洲市场，云南仍然在全球白银贸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云南的蒙自、腾冲等城镇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口岸，出现了“商贾云集，马帮不绝”的繁荣景象。云南从区域性开放枢纽转变为全国性乃至全球性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
近代以来，云南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从被迫接受到主动拓展的历程。中法战争后蒙自、河口等地被迫开埠，1910年通车的滇越铁路不仅推动了沿线城镇的现代化，也使其成为输入西方技术、制度与思想的重要通道。抗战时期，滇缅公路与“驼峰航线”更将云南提升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战略枢纽。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的开放被赋予新时代内涵。从沿边开放到“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定位，云南正从开放“末梢”转向“前沿”。中老铁路通车、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中国—南亚博览会落户昆明等举措，共同推动云南形成陆海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
云南的历史发展始终贯穿着联通内外的开放特征，这一特征不仅塑造了云南独特的文化身份，也使其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乃至全球的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
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云南历史发展的重要底色
云南因地理位置、巨大高差及两大洋环流影响，形成立体气候与多样生境，涵盖从热带到高山冰缘、从湿润到干旱的各类生态系统，堪称地球生态系统的缩影。其动植物种类丰富度、特有率及古老性均居全国前列。独特的地理气候使云南成为历史上各民族迁徙、交融的通道。在长期适应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各族人民积累了丰富生态智慧，始终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平衡，绿色发展成为云南历史的重要底色。
云南先民从采集野生植物逐步发展出种植与畜牧结合的农业形态。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物种与驯化技术的传入，粮食种植与动物饲养体系趋于成熟，植物利用兼具观赏与药用功能，家畜以狗、猪为主。滇池地区碳化稻谷遗存表明，青铜时代的云南已掌握适应当地气候的水稻种植技术。考古研究显示，滇人农业并未走向单一垦殖，而是与采集、渔猎、畜牧并存，形成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复合型生计系统，“万物有灵”的生态观念在当时居于主导地位。
三国至唐宋时期，云南的人类活动与环境的互动从局部适配逐步走向系统性干预。坝区逐渐成为人类活动集中的区域，铁质农具的开发及中原耕作技术的传入，使得坝区的耕作强度不断增大。山区由“虎狼”居住之地，逐渐开发出梯田和台地，矿产资源开采逐渐增加并走向规模化，对区域环境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扰动，稻麦复种制得以形成并推广，复合型农业生态系统初现雏形，有效维护了农业生态的稳定。元明清时期，大量移民进入，伴随着坝区人口激增，农业开发的强度和广度都在大大拓展。改土归流的推进，导致传统稳定的山坝分异发展模式被打破，移民开发及先进农耕技术进入山区，带来了山区空前的环境压力，马铃薯、玉米等美洲作物的引进，打破了南方山区的生态平衡，水土流失成为局部生态失衡的重要表征。同时，自元代开始至清代，中央王朝在云南的矿产资源包括铜矿、银矿、锡矿等规模化开采日渐发展，逐渐引发新环境问题，带来新的挑战，清代滇东北铜矿业中，当地130年间森林覆盖率下降20%，且矿业开发使当地聚集大量人口，为了生产生活毁林开荒，垦殖农田，使滇东北很快从一个人口稀少的较少开发地区，成为云南人口密度较高、环境破坏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也成为清代中叶以来长江上游输沙量的主要来源地区之一。与此同时，云南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格局基本成型，各民族融合儒家思想与实践智慧，形成了与自然环境高度适应的生态文化体系，在生态文化体系上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新局面。
近代以来，云南的人与环境互动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大规模开发与战乱给生态环境带来严峻挑战，橡胶、烟草等经济作物的引种也对传统生态平衡形成冲击。与此同时，西方现代生态知识与农业技术传入云南，推动生态观念与治理方式发生转变。农业领域引入灾害防治与综合治理技术；城市方面，政府以“园林都市”理念规划昆明，并出台《云南森林章程》等系列林业管理制度，以国家主导的现代管理模式积极干预生态保护，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行积极干预。
经过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云南各民族基于顺天应时、敬畏自然、合理利用等生存理念与智慧，形成了千姿百态的适应环境的生计模式，并由此衍化为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独特性的民族生态文化。这是云南成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核心区的历史积淀。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生态文化是促进中华民族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思想宝库，为云南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打下了深厚的历史根基，有利于推动云南形成文化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高度耦合的人与自然和谐之道，从而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样板。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文中多有参考引用方国瑜、马曜、尤中、林超民、何耀华等诸位先生的观点，由于报刊文章体例所限，无法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