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飞

    让我先记录两则曾深深触动过我的名人故事。其一，著名作家孙犁一生热心扶持文学新人，文坛上流传着不少他提携青年作者的佳话。曾跟孙犁先生同在《天津日报》工作过的一位同志撰文记述，有一段时间他文章写得少了，孙犁先生便问他：我最近怎么没见你写的东西呀？—— 一个人只要是和文字打交道，就算是个文人了。文人当以文章立命。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就知道年轻时多留下一点文字性的东西，有多么重要了。

    其二，季羡林先生不仅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学问大家，还是一位出色的散文作家。他一生写了大量散文。据季承在《父亲最后的散文》中记述，季羡林晚年想写几篇散文却因年龄、体力等原因而一直未能写成。“对于一个终生舞文弄墨的老人，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多么大的痛苦。”季承朴实的文字，道出了季羡林晚年再难握笔著文时内心无尽的苍凉、无奈和伤感。 

    看到的这两则名人故事，对我心灵的冲击颇大，它使我深深意识到，光阴似箭，人生易老，为文需趁早。

    由于从小读了不少课外书，培养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我读初中时便开始了文学创作。先写过诗和散文，后来主攻小说。那时我对文学创作是狂热的，记得一天晚上家里电灯坏了，屋外下着瓢泼大雨，而刚构思好的一篇作品非“逼”着我一吐为快不可，我便搬了一个小凳子，就着走廊上微弱的灯光一直写到深夜。粗略估算，从学生时代到参加工作后，我大概写出了上百万字的稿件。现在，这近半米高的废稿，就静静地躺在我书房的书架上。由于长时间握笔写作，我右手中指磨起了厚厚的老茧。

    写了作品，就渴望发表。念高中时，我曾把创作的十多篇小说寄到一家出版社，梦想着出书。一个籍籍无名的中学生想出书，无疑是痴人说梦。几个月后，稿子又回到了我手里。捧着那沓跋涉了千山万水大信封已变得破破烂烂的退稿，我非常失望、沮丧，独自躲到校园深处的一片树林里流了好半天的泪。这次打击对我是沉重的，它使我意识到，文学是一条充满荆棘的羊肠小道。

    我是个性格倔强的人，认准的事不会轻易放弃。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念高二时，我终于在东北地区的一家小说刊物发表了处女作，这篇作品后来还在当时举办的一次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中获了奖。后来又相继在《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溪流》等一些国家级、省市级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大学时代发表在《中国校园文学》的作品《小鸭子果》，曾获得《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著名编辑家崔道怡先生的评析肯定。为进一步提高我的写作水平，一家大名鼎鼎的刊物曾把我邀请到上海参加笔会，食宿费全免，与全国的同行切磋交流。在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乔传藻老师的推荐下，念大三时我被省作协吸收为会员。

    我走的是一条传统的文学之路，作品写出后，总是先投给报刊谋求发表。由于瞄准的是一些大报名刊，其结果便是写得多、发得少，不少稿件投出去要么被退回来，要么石沉大海。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脑力劳动，写作者通常一怕不是写作的料，徒耗心血；二怕鼓捣不出名堂，最终一事无成。对着文学这条漫长、艰难的羊肠小道，我有时也忍不住在心里打鼓：自己到底能不能写出点名堂？ 后来，当我在阅读中获知了孙犁先生“年轻时多留下一点文字性的东西”的教诲和季羡林先生直到生命终点尚有几篇散文没有完成的人生之憾后，决定埋头耕耘、莫问收获，先不管结局如何，写出来再说。多少个夜晚，伴着书房里早年写下的那些废稿，在一种“不抛弃、不放弃”信念的激励下，我写下了大量文稿。

    如今，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爱或不爱都刻骨铭心》，收入了我多年来创作的24篇共23万字较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其中一些篇章曾在《民间文学》《儿童文学》《中国校园文学》《西南军事文学》《云南日报》《飞天》《云南人大》《云南国防》等报刊杂志发表过。有的作品曾在全国各类文学大赛中获奖。地震中痛失双亲与羊情同手足的小女孩、怀抱美好理想却又有些迷茫的大学生、在爱河中摇摆的青年、为实现梦想而努力奋斗的职员、尝到了搞形式主义苦果的基层官员……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对生活的沉重艰辛有着深刻的认知和体验，书中题材大至社会人生，小至动物温情，都源于我对生活的感受和提炼、升华，紧贴着时代发展的脉搏，描摹了社会的众生相，传递的是一种正能量。书中这些经过艺术再现的人物，反映了时代的温暖和悲伤，闪烁着他们独有的光彩，但愿读者能够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