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增

    我的家乡在西藏，1953年藏历新年初一，天还没有亮，从我家的大门外传来“折嘎”的说唱声。我那年7岁，刚穿上新衣，从二楼顺着扶梯滑下，跑到大门后面，从门缝往外看。只见一个相貌魁梧，白发蓬松的中年男子，左肩披着一件白色羊皮面具，左手端着木碗，右手提着木棍，便放开喉咙说唱起来：“哈哈！恭喜恭喜，吉祥如意。我来自东方的北京，开了珍珠山的大门来的，开国大典的喜悦，我心里还藏着；我来自南方的汉地，开了玛瑙山的大门来的，藏汉团结的喜悦，我心里藏着；我来自西方的门隅，开了翡翠山的大门来的，阳光普照的喜悦，我心里藏着；我来自北方的羌塘，开了琥珀山的大门来的，红旗飘荡的喜悦，我心里藏着……”

    “折嘎”意为白发老人。相传远古时候，在西藏遇到战争胜利，农牧丰收，聚众庆典，都得由一位年高德重的白发老人说一番祝福赞美的话。这种习俗沿袭下来，成为一种专门的说唱艺术即“折嘎”。每当藏历新年初一，“折嘎”都到大户人家门前，用宏亮的声音说唱一番动听的赞美语言，带来吉祥的兆头。那年“折嘎”的唱词有许多新意，共和国诞生，汉藏团结，似乎是即兴创作，自由表达。西藏刚获得和平解放，希望的曙光闪现在“折嘎”的唱词里。

    1960年，我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个人碰上千载难逢的机遇。那年我13岁，脱掉绛色的僧服，走出古老的寺门，穿上整洁的校服，走进现代的校门。

    我离开佛门，绝不留恋庄严宏伟的经堂，精巧雅致的僧舍，最舍不得的是朝夕相伴了九年的老师。他是一位高僧，精通佛经，造诣高深，对我威德相济，无比严厉。道别的时刻，我匍匐在地，磕下三个响头。老师口念祈福经，闪烁的眼神充满泪花，我感觉得到他此刻内心的无奈与不安。干枯颤抖的手伸进怀里，取出一件早已准备好的五彩护身符，慎重地挂到我的脖子上，蠕动的嘴唇挤不出话语，祝福的眼睛已经闭上，我转身跨出厚实的木门槛。

    从寺院到那曲地区政府所在地，四百公里的路，是牲畜蹄子钩出的小路和行人用脚踩出的土路，白天骑马赶路，夜晚睡在路旁。二十多天的长途跋涉，一路的烦躁寂寞，艰辛劳累深深地埋在心底，太多的思念、牵挂，甚至内疚、悔恨，百味杂陈咽进肚里。到了地区再沿着通车不久的青藏公路，向第二站——甘肃夏东火车站进发，全程近两千公里，全是灰尘翻滚的土路。要翻越唐古拉山、昆仑山、日月山等十二座大山，要跨越楚玛河、通天河、拉多河等二十五条江河。经过了荒无人烟的无人区，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历时25天，终于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从县城出发，骑马、坐车、乘火车历时三个半月才到达目的地，座落在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

    千亩校院，青砖筑成的围墙，高大的校门上方，白底红字书写着藏汉两种文字的校名“西藏公学”，后来才知道这校名是邓小平起的。我们是在敲锣打鼓的欢声笑语中走进校门，沿着一条宽畅的水泥路，寻找安身立命的宿舍。在一片繁密的树林丛中，掩映着一排排整齐的平房，青砖墙，灰瓦顶，门前是黄泥铺的走道。每一间宿舍10来个平方米，挨挨挤挤地摆着4张双层床，住着8个学生。终于到了上课的第一天，五层高的教学楼，显得威武高大，墙壁是砖边石心，屋顶是灰色大瓦，楼脊上还有透窿的瓦花，还涂上彩绘，迎着太阳看去，充满着希望。房脊的两端各有一个鸽子，估计是瓦做的，既是和平的象征，也能说明我们这些学生就像小鸽子一样，从遥远的西藏飞到汉地美丽的校园。在明亮的教室里，一位懂汉语的藏族班主任介绍汉语老师和数学教师。我数学很好，唯一的缺陷是一句汉语不会说，一个汉字不认识。我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位汉语老师。

    他叫陈钦甫，第一印象是仪表堂堂，体格匀称，面孔俊秀，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和生命的喜悦。他穿的黄色的衣裤明显地旧了，但非常干净整洁，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认认真真，连制服外套的风纪扣也一丝不苟地扣着。更惊讶的是第一次开口，他用流利的藏语说“你们一路辛苦了，这学校你们喜欢吗？”这下不仅拉近了师生距离，贴近了民族情感，更产生了对老师的敬畏之心，人家是藏汉双语兼通的老师，在他面前可不能随便说话。正式开课后，陈老师教的第一句汉话是“老师，你好”，“你吃饭了没有”；教的第一组汉字是“你、我、他”。人生如梦，转眼过了大半辈子，我才懂得老师是太阳底下最高尚的职业，老师带给学生的是永恒的、无涯的，学生未来的成功是从老师手中拿到的，所以“老师，你好”是真理。在我70年的人身经历中也懂得了人不能孤独地生活，你、我、他组成了社会，创造人的是自然界，启迪和教育人的却是社会。时间可以流逝，年华也会消失，只有真理永存，我在现代教育第一堂汉语课堂上，懂得了经过时间考验的真理。

    咸阳这座安静的新城中，猛然来了一大群藏族，这也许是一千四百年前文城公主从长安千里迢迢嫁给松赞干布结下的缘分。三千多名学生中，多数是刚翻身解放的农奴子女，也有走出深宅大院的贵族少爷小姐，还有脱掉袈裟走出古老寺庙的年轻僧人，不管出身高低贵贱，在学校一视同仁，都是学生。有人说，我们这个学校四不像，既不像小学、中学。学生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十来岁，我当年13岁是最小的之一。也不像干校、党校，尽管学生中有县长、乡长，但学的是文化知识。更不像大学，尽管教师中有教授、讲师，但课程是汉语拼音、小学教材。现代教育，学校要分小中大，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进入不同学校。但从教育目标上说，教育能改变人的命运，教育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桥梁和纽带，是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发展，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人类历史万古不息，文明苍烟瞬息万变，一刻也未被人类淡忘的，始终与时代发展脉搏一起跳动的，并且越来越溢射出迷人光芒的，唯有教育。时至今日，这个学校从西藏公学、西藏民院至西藏民族大学，走过了60年的历程，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培养了8万余名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党政干部，被称为“西藏干部的摇篮”。

    我入校之后立下的第一个人生目标，是学好汉语、走遍全国。这个目标也是去年才实现的。我特别用心学习汉语，我的汉语老师，他宛如在九天之上，可望而不可即。他用藏语讲解汉语拼音和汉文单词，声调高扬、语音铿锵，区分两种语言的发音方式。开始教汉语，没有课本只有提纲，老师一边查看学生做的记录，一边整理自己的教学笔记，然后整理成文，油印发给学生。开启学问金库的钥匙，攀登智慧殿堂的阶梯，是学习和探索，从这里必然会涌出泉水般的智慧。我们在五年多的时间里读完了汉语初中以下的课程，学生不仅可以流利地用汉语对话，而且能认识近三千多个单字，能读报看书。老师特别关注我的作文，让我担任作文写作的课代表，老师们把学生的作文簿批改完后，总在课堂上亲手发给每一个同学，先发的是最差的，依次顺序，最后发的是最好的。还占用一些时间宣读和讲解好的和差的作文批语。

    课堂对面墙上是黑板，只有老师拿粉笔书写。后面墙上是报栏，长方形的木框内贴满了优秀作文和好人好事表扬信，我的作文常常贴在最前面。我不是一个没有虚荣心的人，老师这么一捧，我就来劲了，为了写好作文，课余大量阅读文学作品。我不知天高地厚，想读《红楼梦》《西游记》等四大名著。图书馆的老师说“你才学了五年汉语，有点癞哈蟆想吃天……再说这些书被定为‘闲书’，是禁止学生阅读的。”我却乐此不疲，跑到咸阳街头一个旧书出租屋，只花了一元钱，借到了几本名著。只要有空就读，还常常宿舍熄灯后，躲在被窝里，利用手电筒来读。有一天学校出了一个作文题目《美丽的校院》，可以描写不同季节的风景，抒发不同老师的情感，还可以写同学之间的友情。我心血来潮，写了一首赞美学校的长诗，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无论是体制，还是校风，西藏公学的辉煌，永远无法复制。”我交完作业心里忐忑不安，总觉得作文既离题，又离谱，不知老师怎么想。没想到发作文的时候，还是排在最后一名，这就吃了定心丸，我昂起头来听批语。这次，老师没有念我的批语，我翻开作文薄一看，用红笔写的“诗写得很好，但注意不能好高骛远”几个字映入眼帘。这不就说的是还不会走就想跑吗，前一句话颇有点沾沾自喜，两句话分别掂量了一下，还算心情基本平稳。

    在学校我对老师的敬慕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就像花冠上的露珠，总是向着太阳。有时在校内的林荫道上，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能见到陈老师去上课。他头发修得整齐，体格结实均称，两条粗黑的眉毛下，一双眼睛总带着沉思的神色，教师的威仪，艺术者的老练兼具一身。他肘下夹着一个皮包，里面装着讲课时用的书籍和教材，我怀着爱慕之心，跟随其后走一段，他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我目送着，再返回原路。一天我到陈老师家送全班学生的作文本，门口站着一位美丽、端庄的阿姨，她见我抱着一摞本子，抢上几步拿起作文本进了屋子。我愣愣地站在门口，我猜到八九不离十，她是我的师母。这时，她转过身走到门口，弯下腰把手里的一把糖塞进我的上衣口袋里，脸上挂着快活的微笑，用光彩照人的眼睛看着我，轻轻地点了点头，自言自语似地说“你是小丹增，汉语学得不错，我都知道”。因为我戴着红领巾，行了一个队礼，转身就走了。后来我在校院里看到过陈老师和师母一起散步。师母那时正是鲜花盛开般的年华，神态高雅，风姿妩媚，举止大方。她的身体微微胖了一点，但明显的是纤细的颈项，柔软的腰身，判断出她曾在舞台上留下翩翩的影子。那个年代学校是一片蓝色的海洋，学生穿的是统一的蓝色校服，老师穿的是蓝色中山装。如果哪位男士穿上带格子的休闲服，哪位女士穿上带花的外套，那就是独树一帜地吸引眼球。师母衣着比较讲究，不仅穿得鲜艳，有时脚上穿的鞋跟比较高，校内道路高低不平，走起路来十分谨慎。在我们没有见过世面的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燿四方，是校内人群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语言说得优美动听是一种艺术，用词准确合理是一种科学。有一年组织了全校汉语普通话的比赛，在三千名学生中我只得了第三名，原因是朗诵中卷舌发音不标准，老师有所失望，把我拉到教室外，笑着说：“小丹增，你家乡是牧区，牦牛肉吃多了，舌头都僵硬了。”不久又进行全校汉语作文大赛，这下我拿了第二名。老师拉着我的手走进学校门市部，掏出一斤粮票，买了一斤所谓的糕点，半斤分给我吃。在刚刚结束三年自然灾害的1964年，那算是最大的奖励。老师们的一举一动萌发了我的激情，这激情是鼓满船帆的风，没有风，帆船就不能航行，这下算是埋下了我喜爱写作的种子。

    十多年前，我专程前去咸阳看望我的老师们，把我出版的《小沙弥》《文化慧眼读云南》《文化产业发展论》等四部专著赠送给他们，还沾沾自喜地告诉，中篇小说《江贡》获奖，部分散文集翻译成英文、俄文、阿拉伯文、匈牙利文。老师们的恩惠我常藏在心底，师恩是报答不尽的，只能作为内心的纪念。我的动机和本意是感恩、感激、感谢，但就怕在恩师面前败露人性的弱点，自吹、自夸，格外小心虚名和虚荣会暂时开花，但不会结果。我最高兴的是那年我学汉语时的校长时年95岁，系主任85岁，语文老师接近75岁。他们衣着朴素如故，威仪依然如故，我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在我看来，他们是真理的化身，他们为我们的成长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去年，我去咸阳看望我的汉语老师陈钦甫，他已经是85岁多了。在汉族文化中“米”寿指88岁，“茶”寿指108岁，他离“米”寿只差几年，当然不会满足，充满信心地遥望“茶”寿。人，生命是唯一的财富，生命不仅在于长度，更在于宽度，就是活的质量和活的价值。生命不等于呼吸，生命是活力，陈老师经历了国民党的统治，解放军的生活，西藏和平解放，培养藏族学生。人生最大财富不一定是权势、金钱、官位。真正的财富是经历，像一本书，有些人不经意地翻过去，聪明的人却一页一页地去读。生命是单程路，都不是走回头路。生命的长短以时间来计算，生命的价值以贡献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