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云华 直到今天，已经93岁的母亲，仍在耕种着一份登记在她名下的菜地。 她常说，这是她的最后一块田地了，趁还动得，要好好地服侍。我们做儿女的也知道，只要她一息尚存，就没法阻止她走向菜地的蹒跚步履。 20多年前，我们曾尝试过让她放弃责任田。为此想尽了办法，找尽了理由，但都不管用。随她吧，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劝我们。理由是，她们这代人，劳动惯了，闲不住，怕闲出病。 这样一晃，母亲就过了80岁生日。后来母亲打摆子，大病了一场。出院后，先不回家，忙着下地，然后就是大发雷霆，把儿女们一通乱骂。原来是地里的杂草比苞谷苗还高了。后来我们四兄妹赶紧下地，铲了草松了苗，才算了事。只是从此以后，母亲的身体明显地一天不如一天，尽管还能下地，但地越挖越浅，背篮里的东西也越背越少，脚步也越来越沉重。 后来，母亲开始请工。还示威似地说，我做不了大工，总还可以做小工嘛。 好在到了2009年，扩城强县，我们村成了城中村。征地时，工作组最怕的，就是像我母亲这样视田地如生命的老人。想不到的是，母亲爽快地签字画押了。母亲的原话是：地是共产党分的。现在国家建设需要，要拿回去，还给我补偿，没啥说的！ 这是我母亲吗？是我那个在土地上锱铢必较寸土不让的母亲吗？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把母亲看透。 突然有一天，我恍然大悟。明白了母亲近似偏执的这份土地情结，竟然可以追溯到解放前的爷爷身上。 爷爷是个木匠，而且是一个能在家具上绘画雕花的细木匠，有做不完的家具活。奶奶裹得一双小脚，俗称“三寸金莲”，下不了地，只能做家务，有时也到富户家帮工。他们育有三女，母亲排行老大。 爷爷的最大心愿，就是想靠自己的手艺，置一块田地，传给我母亲。因为这个缘故，母亲比两个姨妈幸运，没有经历过裹小脚的痛苦。 旧社会，大脚女人能下田。但同时，也难于婚嫁。何况，作为长女的母亲肩负着开门立户续香火的重任，只能招婿上门。对此，爷爷也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从关姓人家过继了一个儿子（我父亲），还供他读书。条件是，改名换姓，成年后与我母亲圆房结婚。 但最终，爷爷还是没有攒够置办田地的钱。因为生不逢时，先是军阀混战，接着日本入侵，爷爷攒钱的速度远远低于物价飞涨的速度。但爷爷还是不屈不挠，一直攒攒攒。 1944年，大姐出生。1946年，爷爷接了邻县一个大活，工钱是“一两雕花一两银”。据说是赚得太多，被土匪盯上了，所以路上遭劫，死于非命。 爷爷死后，置田买地也就成了泡影。但母亲不甘心。先是托人为父亲找了一份省政府的差事，做文抄。自己则加入了长途贩运的行列。好在家里还有两个未出嫁的姨妈帮衬，所以母亲没有后顾之忧，心心念念想的，就是攒钱置地。 直到云南和平解放，父母合力，也没有攒够置地的钱。 是土地改革，才圆了母亲的土地梦。拥有土地后，母亲的第一反应，就是上省城找父亲回家。是时，父亲已经接受整编，另有安排。但经不住母亲的一哭二闹三上吊，最后只能卷铺盖回家，和母亲一道躬耕田亩。慢慢地母亲才发现，父亲并不快乐。好在父亲有文化，不久后就当上了村上的会计，后来是加工站的会计，一干就是终生。晚年的母亲常常对我们感叹，说，你爹要是像我一样地热爱田地，就不会走得这么早了…… 母亲，连同分到的那一份田地，后来经历了互助组，合作社，生产队，有过吃饱饭的日子，也有过饿肚子的日子。印象中，母亲最常念叨的一段话，就是“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平时半稀半干，杂以番薯青菜之类。”我们四兄妹几乎是挤在1960年前后出生的。我排行老三，所以没有互助组、合作社的印象。但我见过几张母亲的奖状，积极分子劳动能手之类的。据说，“老积极”这个外号，就是母亲在那个时候挣来的。 我的记忆从生产队起，在我读小学和初中期间。那时候，母亲最唠叨，经常抱怨，尤其是在我们做作业的时候。说某某铲地松苗时偷奸耍滑，玩“猫盖屎”。说某某薅秧不认真，草没拔净。说某某插秧大簇小簇的不匀均……大哥读初中，是个半劳力，也要经常参加队里的劳动，所以有资格回嘴，就说：又不是你家的田地，哪来那么多闲心操？母亲急了，教训说，哪里不是我家的了？你们一个二个的都给我记着，生产队的田地里，就有我家的那一份，是合作化时入进去的！ 1982年，土地“包产到户”，母亲终于有机会掌握了一份责任田。在她的带领下，大哥及弟妹起早贪黑，第一年就开门红，卖了母亲这一生中最多的余粮，然后建了三间大瓦房，等到最小的小妹出嫁后，父母决定分家。分家时，母亲主动提出跟我过。事后我才知道，跟我过有母亲的小算盘。因为我和妻子有工作，没田地。这样的话，她带过来的那份田就是她说了算。 母亲的田地，一直都是她说了算。耕种到今天的这块菜地，也是她说了算，即便我们袖手旁观，她也能腰躬气喘颤颤巍巍地用她的那把小挖锄，这里松个塘，那里挖个坑，然后就雨水点种，或者趁我们上班时从家里提自来水浇灌。总之，她不会停歇，也不可能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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