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薇薇

    2月11日，云南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发布第9号通告，决定在全省范围内的公共场所迅速开展“云南抗疫情”扫码行动。2月12日，是公共场所实施扫码出入的第一天，笔者看到，在不少小区、农贸市场、超市、药店等的门口，已经挂出了二维码，所有人员一律要求扫码出入。

    这是运用大数据进行社会管理的一种积极尝试。在2月12日云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上，该系统的相关建设开发人员进行了介绍，实行公共场所扫码出入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大数据快速追溯感染者接触人员。

    在这个时间节点推广这个功能，主要原因是从2月10日开始，各地相继复工复产，公共场所人员流动大幅增加，这个时候交叉传播的危险性增大。为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推广“云南抗疫情”扫码登记系统，可以有效提高事后追溯工作的精确性和时效性，实现“早发现、早排查、早隔离、早治疗、早预防”的防控目标，尽最大可能为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提供数据支撑。

    事实上，不仅是“云南抗疫情”扫码系统的上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已有很多数字化工具应用到疫情防控和民生服务领域。比如国务院客户端联合微信小程序，在1月25日上线的“疫情防控线索征集”，普通老百姓可实名提供疫情线索，同时还可通过“互联网+督查”平台举报一些单位和部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还有，一些科技企业开发的“确诊患者同程查询系统”“疫情数据实时更新系统”“发热门诊分布地图”“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自测评估系统”等平台，打通了信息壁垒，实现了数据的采集与共享，更加有利于公众做好自身防护；此外，利用订餐软件等电商平台闭户生活，应用“云办公”软件实现远程办公，借助网上电子政务平台办理社会事务，通过网络免费门诊看病咨询，利用网络在线学习工具实现“停课不停学，学习不延期”……疫情之下，这些数字化工具不仅为疫情防控带来帮助，也进一步丰富了特殊时期公众的社会生活，缓解了大家的部分焦虑，这对未来我们的生活秩序重建是大有裨益的。

    互联网行业对社会治理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然经此一役，我们也发现，抗击疫情过程中一些地区暴露出来的捐赠物资登记备案的低效、物资分配的失序、确诊病例行动痕迹的难以溯源、病患信息分类登记和管理能力欠缺等问题，也展现出信息化建设之中存在的一些短板，但也从另一层面提醒了我们，数字化工具只有日臻完善，并深度参与到服务民生的日常，才能在危急关头担起重任、挑起大梁。

    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其重要性就在于，能够以较小成本降低政府、市场、社会和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治理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匹配度。但数字化治理又绝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平台或技术工具，而是包含了平台、工具和各种制度建设在内的综合生态体系的构建。社会管理者或是公共治理主体若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树立一定的数字治理思维，本着以人为本的宗旨积极推动数据的开放与共享，打通技术平台之间的壁垒与鸿沟，相信会更能激发数字化治理的优势，用技术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