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冰

    一直忙到过年的前一天，妻子和女儿才开车到我驻村的村委会把我接到家。此时，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已在朋友圈里刷屏，女儿一再提醒我们，并匆匆奔出门去满大街买口罩。当女儿买不到口罩空手而归的时候，我们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忙打开电视看新闻。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我们一家三口改变了回老家的计划，躲在家里一整天关注“疫情”，连年夜饭也吃得简简单单，连每年必看的春晚也没有心思，都在为武汉担忧，为那里的人们祝福，祈祷！

    大年初一，从微信里，我看到我们县上、镇上都开了会，我驻村的村支书年三十就带着人到各村了解外出务工回来的人员情况，到公路上设卡登记过往车辆，为车上的人员量体温了。初二，我有些坐不住了，叫妻子开车送我去驻村的村委会。妻子说，县上、镇上还没有通知，再等等看。我又整天抱着手机忧心忡忡地等了一天。第二天，妻子和女儿一大早就把我送到我驻村的村委会，临走时一再嘱咐我，一定要戴好口罩。

    我到村委会时，村委会的全体人员都来了。此时，离规定的春节收假时间还有四天。从那天开始，我和村委会的其他人员就开始了紧张有序的抗“疫”工作。

    说不怕是假的。我和村委会的其他人，每天要走村串户地排查外出务工人员，要在公路上设卡登记南来北往的过往车辆，为他们量体温，登记情况，连口罩都是支书临时给我一个纱布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感染了。可怕也不行，虽然这时候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响应号召”，静静地躲在家里待着，但我不能那样做，也绝不会那样做。关键时刻，“干部一出动，群众就安心”，这在乡村更显得重要。那几天，恰好流感盛行，与村委会同院的村卫生室每天都挤满了人，输液的、打针的每天不少于七八十人，村里更是人心惶惶，急需我们去讲解疫情知识，宣传政策措施。我是老同志，支书他们照顾我，很多工作总是他们抢着去干，但我们是一个集体，总是要不可避免地吃在一起，忙在一处，危险无处不在，但大家一个都没有退缩。

    这样天天忙碌着，妻子和女儿每晚上都要打电话，嘱咐我一定要戴好口罩，这样的嘱咐每晚都有。有时下乡回来晚了，她们一直要等到电话打通，嘱咐好了才睡。有时在微信电话视频上，女儿说我戴的纱布口罩不管用，一定要戴医用口罩，第二天立即给我送来了她们千方百计托亲戚买到的一次性医用口罩。

    村委会所有人都投入到抗“疫”一线，他们在支书的带领下，高举着党旗，穿着志愿者的服装，不顾危险，不计较个人得失，每天全力以赴地工作。他们不是医务人员，不可能到武汉去战斗，但必须守土有责，用自己默默的奉献去抗击疫情，保一方人民群众的安康！他们中，除了支书三十多岁外，其余都只有二十多岁，最小的宣传员只有十八岁，都是一群90后、00后的孩子。我与他们共同战斗在一个集体里，每天都被他们感动着，心中也时时有一股无穷的力量鼓动着！从我们大山深处一个小小的村委会，就可以看到全国的力量。

    一晃十几天过去，元宵节到了，大家谁也没有想到回家与家人团圆。白天忙了一整天，晚上对着天空圆圆的月亮，大家不约而同地拿起手机与家人通电话，已成家生子的反复叮嘱儿女：“宝宝乖，待在家别出门，好好听话。”没成家的向父母问安，告诉家人自己很好，要父母放心，反复嘱咐他们勤洗手，出门戴口罩。

    一年之计在于春，雨水过后，我们还得戴上口罩，深入到各村各寨，去动员群众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春耕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