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千山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举国上下，诚如鲁迅先生吟咏的那样“斗士诚坚共抗流”，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画面。在这场抗疫斗争中，祖国传统医学（中医）依据辨证论治原则与方剂学等，积极加入到抵抗疫魔的战斗中并立下功勋，这让我们不得不怀念和敬仰在1800多年前抗疫斗争中成长起来且立下不世功勋的一代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邓州市，另说河南南阳市)人。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他自小笃实好学，博览群书，善于思考，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蔡桓公的故事，对扁鹊的高超医术非常钦佩，“余每览越人人虢之诊，望齐侯（蔡桓公又称齐桓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从此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年轻时曾跟同郡名医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遂医名大振。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那正是一个朝政腐败、天下大乱、战争频仍的时代，豪强争霸、饥馑和瘟疫的大流行，造成全国“生灵涂炭，横尸遍野”，百姓流离失所，病痛蔓延，惨不忍睹。作为一个医者，张仲景忙于四处奔走，救死扶伤，亲眼目睹了各种瘟疫与流行病给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

    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上万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200余人，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10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染疫病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了十分之七。这种场景让张仲景感到十分痛苦，他暗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

    张仲景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黄帝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细心诊病疗病，在实践中总结经验。针对伤寒，他逐步确立了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辨证论治原则，经过筛选和归纳，他总结出中医的经方，创造了很多剂型。诊病之余，他开始撰写医书，建安十五年，他写成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十六卷（经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伤寒杂病论》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系统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由于来源于实践，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巨著，奠定了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基础，后来该书被奉为中医“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称誉为中医“经方大师”。

    应该说，正是在大量的诊治疫病的过程中，让张仲景从一位小有名气的医生成长为了后世敬仰的一代医圣。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其他旧病）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最终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他创造性地把外感热性病所有症状，归纳为六个证候群（即六个层次）和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由于确立了对病情、症状及治疗的法度和原则，辨证论治成为了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

    《伤寒杂病论》周详而实用，并且灵活而妙用无穷。如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脉浮的表证，张仲景归纳为太阳病，而太阳病，又具有汗无汗、脉缓脉急之别：其中有汗、脉浮缓者属桂枝汤证；无汗、脉浮紧者属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躁者又属大青龙汤证……在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前提，既可“舍脉从证”，也可“舍证从脉”，依据病情实际，认真分析，能够摒除假象或次要矛盾，在临床上乱麻一般的复杂病情面前，抓住证情本质，医者就可以执简驭繁，治病时游刃有余，能操胜券。

    对于治则和方药，《伤寒杂病论》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书中提出的治疗原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治法还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对应的还创制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者，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些方剂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例如桂枝与芍药配伍，若用量相同，即为桂枝汤；若桂枝加倍，则可治奔豚气上冲，若芍药加倍，即成治疗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汤……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杏石甘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括蒌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另在剂型上的创新，也大大超过了汉代以前各种方书，计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洗剂、熏剂、滴耳剂、吹鼻剂、灌肠剂、栓剂等等。《伤寒杂病论》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以及急救等治疗方法也有许多阐述。

    张仲景除《伤寒杂病论》外，还著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佚不存。但一部《伤寒杂病论》足以奠定他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随着时间推移，这部专著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显露出来，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足见其在医家心中的分量。”后该书流传海外，日本、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医学发展都不同程度受到其影响及推动。

    张仲景运用《伤寒杂病论》中的辨证施治，不拘一格，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在医学史上留下了不少佳话—— 

    古代社会，巫术盛行，不少贫苦人家有人得病就请巫婆和妖道降妖捉怪，用符水治病，结果往往落得人财两空。张仲景对这些巫医非常痛恨，每次遇到他们装神弄鬼，就理直气壮地和他们争辩，并用医疗实效来驳倒他们。有一次，他遇见一个妇女，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总是疑神疑鬼。病人家属听信巫婆欺骗，以为是“鬼怪缠身”，于是要请巫婆为她“驱邪”。张仲景观察了病人气色和病态，又询问了病人有关情况，然后对病人家属说：“她根本不是什么鬼怪缠身，而是受了较大刺激导致‘热血入室’，她的病完全可以治好，千万不能相信巫婆的鬼话，否则病人会有性命危险。”在征得病人家属同意后，他辨证论治，几天后，那妇女病情慢慢好转，疑鬼疑神的症状也消失了，再治疗一段时间，妇女的病居然就痊愈了。

    建安年间有一位有名的诗人叫王仲宣，与张仲景有较深的交往。一次，张仲景敏锐地辨出他身上潜伏着一种名叫“病疾”（麻风病）的病原，张仲景对他说：“你身上有一种病，得早点医治，要不然到40岁时会脱眉毛，脱眉至半年，将会有生命危险。你先服几剂五石汤吧。”当时王仲宣才20多岁，患有“病疾”被认为是很丢脸的事，所以便没听张仲景的话。不久二人再次相见，张仲景问王仲宣：“你服过五石汤了吗？”王仲宣有些反感地说：“服过了。”张仲景仔细观察了他的气色说：“不像，看你的气色，肯定没有服过。我劝你还是赶快服用些吧，不然就麻烦啦！”可王仲宣还是不信，未按张仲景说的做。果然，20年后王仲宣开始脱眉，脱眉到第187天，便不治身亡。可惜这位极有才华的文学家，就这样只享得中寿。

    张仲景从长沙太守任上“致仕”（退休）还乡时，正赶上那年冬天异常寒冷。大雪纷飞，张仲景走在路上，看到许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天气寒冷，很多人的耳朵都已经冻烂了，他心里十分难受。经过几天的思考，他想出了一个可以御寒的食疗方子，取名“祛寒娇耳汤”。经过实验，他便叫徒弟在屋外搭个棚子，支上大锅煮“祛寒娇耳汤”送给百姓，开始送药汤的那天，正是冬至时节，“祛寒娇耳汤”从此声名远扬。后来经人研究，这“祛寒娇耳汤”其实就是把羊肉和一些祛寒药物放在锅里煮，煮熟后捞出切碎，用麦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娇耳）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好馅料的面皮煮熟。人们吃了“娇耳”，喝了汤，浑身发暖，两耳生热，再也没听说有人把耳朵冻伤了。后来“冬至吃饺子”的习俗，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张仲景功绩而设定的。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治病的目的在于“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这充分展现了一代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和崇高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