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山

    就陆蔚的《呈贡小古城村志》一书，我想谈一点对乡村志书的一点感想。

    一般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三国演义》开篇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对此，我们长期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远远超过分裂的时间，但历史学家葛剑雄先生在《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这本书中作了统计，结论却是分裂的时间要比统一的时间长。为什么中国曾经经历了那么多的战乱、灾害，以及改朝换代，中华文明却没有被中断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乡土中国》），而乡村一级的社会往往都没有遭到较大的破坏。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定义，“士绅”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一定地位、发挥一定功能的一个阶层，他们可以是退任官僚或其亲属，也可以是受过教育的地主。由于科举的性质，这些士绅一般都是受教育阶层，并且往往因此区别于当地的其他百姓，他们对于保存传统文化具有特别的贡献。

    在地方的行政运作中，士绅主持地方公共工程和福利、教育等，以礼仪、乡评等方式维持乡土社会的日常秩序，并往往充当百姓和官吏之间的调停人，提供行政建议。在《中国士绅》中，费孝通笔下的士绅大多是以伦理的传承者和道统的捍卫者角色出现。而瞿同祖先生在《清代地方政府》中指出，士绅还有另一种形象：普遍逃避田赋，为普通百姓充当缴税代理人(“包揽钱粮”)，以此赚取税率差价。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主要是由于这是一个由城市主导的时代，“一切的路都向城市去”（凡尔哈伦《城市》），在我国则还因为近百年的政治运动几乎都以否定传统社会和文化为基调，导致中国传统上的士绅阶层逐渐消失了。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国的乡村逐渐失去了它在传统社会中承载社会文明的功能，而变成城市的附属区域。因此，当代的乡村志书，如果能够详细记录当地发生这一变化的历程，就会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问题在于具体记录什么内容，以及如何记录这些内容。云南省内的村志虽已出过一些，但总体上看为数还不多。《呈贡小古城村志》这部书稿，既与历史上常见的地方志的写法不同，也区别于现代的地方志和年鉴，其中的一致与差别，都是很有趣的现象，值得琢磨。

    在历史上，地方志往往只做到省志、府志、县志，它们主要是一些综合性方志。有人统计，我国现存的地方志有8000多种（据何炳棣先生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所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等机构所藏中国地方志总量不小），大于省一级行政单位的地方志（如《华阳国志》）极为少见，而小于县一级行政单位的地方志则主要是一些非综合性、非行政区域性的志书（如《黑盐井志》《鸡足山志》）。它们或追求资料性，或追求学术性，或二者兼顾，有独特的写作体例和格式。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讨论了“了解历史的意义、探寻并最终认识历史真相”的三个途径，即事件、经历和神话。其中，事件部分是历史学家笔下的义和团运动的史实，经历部分是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以及当时的观察者的思想、感受和行动等各种经历（但他们的看法与后来的历史学家的看法大为不同），神话部分是后人是如何围绕义和团运动本身而产生的各种神话化了的历史。根据柯文的理论，从书写乡村志书这一点出发，小古城村的方志所记录的内容当然就应该是记录者以及其他村民在当时的各种经历。但小古城村此前并没有自己的村志，所以，在借鉴甚至使用其他文本的相关材料时，就不可避免地使用事件性质和“神话”性质的材料及书写方式。

    这里的要点在于，乡土志书记录当地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风俗习惯等等地方知识，就是记录当地的历史与文明，而若干部这样的乡土志书汇集起来，就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华文明史。因此，在一部乡村志书之中，如果把所书写的各种材料、内容的来源区别开来（例如分为摘录文献、访谈村民、碑石账簿、作者判断等），也就把这种地方性的微观的和具体的历史，上升到了文明史的程度。

    《呈贡小古城村志》的出版，将会对于不同的使用者都有特定的价值。同时，我也期望更多乡村也都写出自己的地方志，记录下中华文明的微观的和具体的历史，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