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嫏嬛撷珍
聂耳与张天虚的战友情谊


聂耳


张天虚

    郑千山

    张天虚(1911-1941),原名张鹤,字友松,又名剑平,曾用笔名天虚、虚、天山等。昆明呈贡龙街人。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300多万字的作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铁轮》、中篇小说《五月的麦浪》、报告文学集《运河的血流》以及独幕话剧《王老爷》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对中国现代文学宝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张天虚去世后,郭沫若在为他所撰墓志铭中深情写道:“西南二士,聂耳天虚;金碧增辉,滇洱不孤。义军有曲,铁轮有书;弦歌百代,永示壮图。”把他与出生于昆明的人民音乐家聂耳并称为“西南二士”,是现代云南与昆明的骄傲! 

    聂耳与张天虚认识于1927年,那时,由于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不久,云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为了救援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中共地下党决定成立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又称“济难会”)。积极参与革命的聂耳在朋友郭辉南的动员下参加了“互济会”,当时在东陆大学预科八班读书的张天虚就是“互济会”的重要成员之一,两人因此相识。由于两人都喜爱音乐、文学和表演,一来二去,志向一致的两人,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他们一同演出,一同聊天,一同交游。

    当时的聂耳正与女友袁春晖热恋,有一次,他们居然邀请了张天虚等一群朋友到他们喜欢的昆明西坝“玫瑰田”去玩,那一天,玫瑰田花香袭人,花光照人,蜂唱蝶舞,令人陶醉,聂耳与袁春晖相依相偎,甜蜜而令人羡慕,但不久,天气突变,下起雨来,聂耳和春晖又同在一把伞下躲雨……目睹此情此景,张天虚回家后写了一篇题名《玫瑰田畔》的散文刊登在云南《民国日报》上,叙述了这个有趣的场景,赞扬了聂耳与袁春晖敢于开自由恋爱风气的勇气,张天虚说:当年“在封建的昆明,这是罗曼斯的奇迹”(《忆聂耳》)。

    1929年7月11日,昆明城中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悲剧,这就是震惊一时的“七一一”昆明北门街火药大爆炸惨案。一时“轰然一声,震惊百里,如百巨霆,如千里炮,爆烟凝黑蔽天,半日无光;风无力,数时始散。城北一带,顿成灰烬,房无立椽,椽无完瓦……”(袁嘉谷撰《昆明市七一一赈灾会碑记》)。惨案发生后,省政府组织各界赈灾,“互济会”也积极参加了赈灾活动。赈灾期间,聂耳与张天虚,两个有共同理想的同龄革命青年,一起挥汗运送伤员,处理死者,一起为灾民煮饭,为灾民募捐,要求追究事故责任和赔偿灾民损失,演讲,抗议,几乎形影不离,从此,他们在好朋友的前提下,又进一步结下了终身不渝的革命友谊。

    由于积极参加抗议活动和革命活动,他们的行踪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迫于形势,出于安全考虑,1930年的夏秋,聂耳与张天虚分别离开昆明到了上海。张天虚到达上海后,立志从事文学创作,他除了经常在报端发表短文外,一心致力于长篇小说《铁轮》的创作。经过两年,三易其稿,他完成了47万余字的长篇小说《铁轮》(最后在日本定稿)的创作,这部小说深刻揭露了军阀统治下旧中国农村社会的黑暗。而聂耳则专注于音乐的创作和发展,虽然两个人所从事的艺术表达形式不同,但都成为了上海“左翼”文化战线上的青年先锋,他们都参加了上海的“反帝大同盟”和“左翼”联盟(张天虚经何家槐介绍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聂耳则参加了“左翼”戏剧联盟),后来又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3月,为逃避国民党当局追捕,张天虚被迫离开上海,到达日本。在日本,张天虚担任了由“左联”流亡日本同志所创办的大型进步刊物《东流》月刊编辑。也因为几乎相同的原因,同年4月,聂耳也来到了日本。一到东京,聂耳就去找天虚,“一下火车,就乘汽车直奔天虚的住所(神田区神保町2—12—2号),他们同住在一起,畅叙了别情,交谈了对祖国革命事业美好前景的看法,一同游览了东京的名胜古迹”(聂叙伦《悲痛的回忆》)。

    在东京,张天虚和聂耳分别加入了“左联”东京支盟所属的“小说之家”和“戏剧之家”(左联东京支盟还设有“诗歌之家”“美术之家”“世界语之家”等)。出于对日语的兴趣,他还去张天虚所在的东亚日语补习分校听课,他为自己制定的“三个月计划”,迅速掌握日语,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6月3日,在张天虚引荐下,聂耳应邀参加了由杜宣、蒲风主持的中国留日学生“艺术聚餐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的演讲,严肃批判了当时中国社会上流行的靡靡之音,演唱了他自己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歌》《大路歌》等歌曲,形象地介绍了新时代音乐。张天虚还写了一些歌词如《统一战线》《救国后备军》等,请聂耳谱曲,在会上演奏……

    暑假来临,7月9日,聂耳应友人之约到藤泽度假,张天虚与聂耳准备短暂分别后重聚。不曾想,这一别,竟成了遗憾的永别!7月17日,聂耳不幸在藤泽町(现为市)鹄沼海滨游泳时忽然遇难,一颗伟大的音乐之星就此陨落。

    张天虚听闻噩耗,悲痛万分,他迅速赶赴聂耳遇难现场,料理后事。经历一番交涉与磨难,聂耳的遗体才得以火化。张天虚带着聂耳的骨灰回到东京。8月,东京“左联”支盟为聂耳组织了一个追悼会,由张天虚报告聂耳生平、革命业绩和所作贡献,杨式谷、杜宣、蒲风、李华飞、吴琼英、高衮父等50余人参加追悼会。1935年12月31日,由天虚、蒲风合编的《聂耳纪念集》在东京出版,张天虚写下了《聂耳论》《聂耳遗著之一——日记》《致郑雨笙信》等文章,给予了聂耳极高的评价。1936年初,张天虚和郑子平把聂耳的骨灰盒、小提琴、日记、衣服等遗物护送回国,存放在上海郑易里处,1937年8月由聂耳三哥聂叙伦设法带回昆明,骨灰安葬在昆明西山。

    作为聂耳莫逆之交的张天虚,并没有辜负他与聂耳的一世战友深情。聂耳不幸去世后,张天虚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斗争中。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天虚奔赴延安,参加了由丁玲任主任的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担任通讯股长一职。在开往抗日前线的前夕,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举行了汇报演出,张天虚创作了一个宣传全民抗战思想的独幕话剧《王老爷》,主题是号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全民参加抗战。在演出过程中,毛泽东不请自到,由于来晚了,为了不影响演出,他就站在后台一侧观看,等这出戏闭幕时再到前台去。当毛泽东得知编剧是张天虚时,高兴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赠送给张天虚,以示鼓励。这期间,张天虚潜心创作抗战话剧。在繁忙的工作间隙,他还深入山西抗日前线采访,写下了《军训日记》《西线生活》《征途上》等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其间出版的《两个俘虏》《雪山道中》《我们的小鬼邓超》等文集,反映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和反侵略战争的必胜信念,震动了读者心灵。

    1938年4月,由云南滇军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60军奉命开赴抗日前线,中共方面选派张天虚等赴184师工作。临行前,朱德与张天虚等见面并合影留念,朱德还送给张天虚一部留声机,好让他开展工作。184师创办的油印报纸《抗日军人》,由张天虚负责组稿、撰写、编辑工作。这期间,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奔波于前线,采访、编报、刻印、写标语、画宣传画等。在著名的禹王山争夺战中,184师的勇士们与日军展开肉搏战,英雄的鲜血染红了禹王山脚下的运河水,张天虚据此写下了报告文学《运河的血流》。在禹王山阻击战期间,张天虚写下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如《台儿庄通信》《记张冲师长》《血肉筑成的长城》《指挥所里》等,他还写下一些歌词,让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女战士到前沿阵地演唱,鼓舞士气……这些作品后来汇集为报告文学集《运河的血流》和《火网里》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1940年春,张天虚接受中共南方局派遣,经新加坡辗转到缅甸仰光,任《中国新报》(华侨报刊)编辑。在八九个月时间内他撰写了社论及文艺作品近百篇,完成了10余万字的中篇小说《五月的麦浪》。繁重的工作使张天虚的肺结核病病情恶化了,翌年1月他回到昆明治疗,终无力回天,不幸于1941年8月与世长辞,殁年不满30。

    张天虚的遗体被安葬在昆明西山的聂耳墓旁,聂耳与天虚,两位“左翼”革命战友,又在九泉之下相聚。他们的友谊,是超越一般性友谊的伟大革命友谊,是在火热革命斗争中结下的深厚战友情谊。壮哉!“西南二士”的聂耳与天虚,他们的作品和事迹,将永远汗青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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