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千山

    张天虚（1911-1941），原名张鹤，字友松，又名剑平，曾用笔名天虚、虚、天山等。昆明呈贡龙街人。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300多万字的作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铁轮》、中篇小说《五月的麦浪》、报告文学集《运河的血流》以及独幕话剧《王老爷》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对中国现代文学宝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张天虚去世后，郭沫若在为他所撰墓志铭中深情写道：“西南二士，聂耳天虚；金碧增辉，滇洱不孤。义军有曲，铁轮有书；弦歌百代，永示壮图。”把他与出生于昆明的人民音乐家聂耳并称为“西南二士”，是现代云南与昆明的骄傲！ 

    聂耳与张天虚认识于1927年，那时，由于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不久，云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为了救援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中共地下党决定成立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又称“济难会”）。积极参与革命的聂耳在朋友郭辉南的动员下参加了“互济会”，当时在东陆大学预科八班读书的张天虚就是“互济会”的重要成员之一，两人因此相识。由于两人都喜爱音乐、文学和表演，一来二去，志向一致的两人，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他们一同演出，一同聊天，一同交游。

    当时的聂耳正与女友袁春晖热恋，有一次，他们居然邀请了张天虚等一群朋友到他们喜欢的昆明西坝“玫瑰田”去玩，那一天，玫瑰田花香袭人，花光照人，蜂唱蝶舞，令人陶醉，聂耳与袁春晖相依相偎，甜蜜而令人羡慕，但不久，天气突变，下起雨来，聂耳和春晖又同在一把伞下躲雨……目睹此情此景，张天虚回家后写了一篇题名《玫瑰田畔》的散文刊登在云南《民国日报》上，叙述了这个有趣的场景，赞扬了聂耳与袁春晖敢于开自由恋爱风气的勇气，张天虚说：当年“在封建的昆明，这是罗曼斯的奇迹”（《忆聂耳》）。

    1929年7月11日，昆明城中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悲剧，这就是震惊一时的“七一一”昆明北门街火药大爆炸惨案。一时“轰然一声，震惊百里，如百巨霆，如千里炮，爆烟凝黑蔽天，半日无光；风无力，数时始散。城北一带，顿成灰烬，房无立椽，椽无完瓦……”（袁嘉谷撰《昆明市七一一赈灾会碑记》）。惨案发生后，省政府组织各界赈灾，“互济会”也积极参加了赈灾活动。赈灾期间，聂耳与张天虚，两个有共同理想的同龄革命青年，一起挥汗运送伤员，处理死者，一起为灾民煮饭，为灾民募捐，要求追究事故责任和赔偿灾民损失，演讲，抗议，几乎形影不离，从此，他们在好朋友的前提下，又进一步结下了终身不渝的革命友谊。

    由于积极参加抗议活动和革命活动，他们的行踪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迫于形势，出于安全考虑，1930年的夏秋，聂耳与张天虚分别离开昆明到了上海。张天虚到达上海后，立志从事文学创作，他除了经常在报端发表短文外，一心致力于长篇小说《铁轮》的创作。经过两年，三易其稿，他完成了47万余字的长篇小说《铁轮》（最后在日本定稿）的创作，这部小说深刻揭露了军阀统治下旧中国农村社会的黑暗。而聂耳则专注于音乐的创作和发展，虽然两个人所从事的艺术表达形式不同，但都成为了上海“左翼”文化战线上的青年先锋，他们都参加了上海的“反帝大同盟”和“左翼”联盟（张天虚经何家槐介绍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聂耳则参加了“左翼”戏剧联盟），后来又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3月，为逃避国民党当局追捕，张天虚被迫离开上海，到达日本。在日本，张天虚担任了由“左联”流亡日本同志所创办的大型进步刊物《东流》月刊编辑。也因为几乎相同的原因，同年4月，聂耳也来到了日本。一到东京，聂耳就去找天虚，“一下火车，就乘汽车直奔天虚的住所（神田区神保町2—12—2号），他们同住在一起，畅叙了别情，交谈了对祖国革命事业美好前景的看法，一同游览了东京的名胜古迹”（聂叙伦《悲痛的回忆》）。

    在东京，张天虚和聂耳分别加入了“左联”东京支盟所属的“小说之家”和“戏剧之家”（左联东京支盟还设有“诗歌之家”“美术之家”“世界语之家”等）。出于对日语的兴趣，他还去张天虚所在的东亚日语补习分校听课，他为自己制定的“三个月计划”，迅速掌握日语，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6月3日，在张天虚引荐下，聂耳应邀参加了由杜宣、蒲风主持的中国留日学生“艺术聚餐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的演讲，严肃批判了当时中国社会上流行的靡靡之音，演唱了他自己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歌》《大路歌》等歌曲，形象地介绍了新时代音乐。张天虚还写了一些歌词如《统一战线》《救国后备军》等，请聂耳谱曲，在会上演奏……

    暑假来临，7月9日，聂耳应友人之约到藤泽度假，张天虚与聂耳准备短暂分别后重聚。不曾想，这一别，竟成了遗憾的永别！7月17日，聂耳不幸在藤泽町（现为市）鹄沼海滨游泳时忽然遇难，一颗伟大的音乐之星就此陨落。

    张天虚听闻噩耗，悲痛万分，他迅速赶赴聂耳遇难现场，料理后事。经历一番交涉与磨难，聂耳的遗体才得以火化。张天虚带着聂耳的骨灰回到东京。8月，东京“左联”支盟为聂耳组织了一个追悼会，由张天虚报告聂耳生平、革命业绩和所作贡献，杨式谷、杜宣、蒲风、李华飞、吴琼英、高衮父等50余人参加追悼会。1935年12月31日，由天虚、蒲风合编的《聂耳纪念集》在东京出版，张天虚写下了《聂耳论》《聂耳遗著之一——日记》《致郑雨笙信》等文章，给予了聂耳极高的评价。1936年初，张天虚和郑子平把聂耳的骨灰盒、小提琴、日记、衣服等遗物护送回国，存放在上海郑易里处，1937年8月由聂耳三哥聂叙伦设法带回昆明，骨灰安葬在昆明西山。

    作为聂耳莫逆之交的张天虚，并没有辜负他与聂耳的一世战友深情。聂耳不幸去世后，张天虚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斗争中。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天虚奔赴延安，参加了由丁玲任主任的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担任通讯股长一职。在开往抗日前线的前夕，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举行了汇报演出，张天虚创作了一个宣传全民抗战思想的独幕话剧《王老爷》，主题是号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全民参加抗战。在演出过程中，毛泽东不请自到，由于来晚了，为了不影响演出，他就站在后台一侧观看，等这出戏闭幕时再到前台去。当毛泽东得知编剧是张天虚时，高兴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赠送给张天虚，以示鼓励。这期间，张天虚潜心创作抗战话剧。在繁忙的工作间隙，他还深入山西抗日前线采访，写下了《军训日记》《西线生活》《征途上》等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其间出版的《两个俘虏》《雪山道中》《我们的小鬼邓超》等文集，反映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和反侵略战争的必胜信念，震动了读者心灵。

    1938年4月，由云南滇军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60军奉命开赴抗日前线，中共方面选派张天虚等赴184师工作。临行前，朱德与张天虚等见面并合影留念，朱德还送给张天虚一部留声机，好让他开展工作。184师创办的油印报纸《抗日军人》，由张天虚负责组稿、撰写、编辑工作。这期间，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奔波于前线，采访、编报、刻印、写标语、画宣传画等。在著名的禹王山争夺战中，184师的勇士们与日军展开肉搏战，英雄的鲜血染红了禹王山脚下的运河水，张天虚据此写下了报告文学《运河的血流》。在禹王山阻击战期间，张天虚写下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如《台儿庄通信》《记张冲师长》《血肉筑成的长城》《指挥所里》等，他还写下一些歌词，让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女战士到前沿阵地演唱，鼓舞士气……这些作品后来汇集为报告文学集《运河的血流》和《火网里》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1940年春，张天虚接受中共南方局派遣，经新加坡辗转到缅甸仰光，任《中国新报》（华侨报刊）编辑。在八九个月时间内他撰写了社论及文艺作品近百篇，完成了10余万字的中篇小说《五月的麦浪》。繁重的工作使张天虚的肺结核病病情恶化了，翌年1月他回到昆明治疗，终无力回天，不幸于1941年8月与世长辞，殁年不满30。

    张天虚的遗体被安葬在昆明西山的聂耳墓旁，聂耳与天虚，两位“左翼”革命战友，又在九泉之下相聚。他们的友谊，是超越一般性友谊的伟大革命友谊，是在火热革命斗争中结下的深厚战友情谊。壮哉！“西南二士”的聂耳与天虚，他们的作品和事迹，将永远汗青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