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星

    近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版的“西域游历丛书”（15卷，（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20年6月版），一种切肤的痛楚不时来袭。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西方汉学家纷涌华夏，或曰国际友好，或曰学术研究，或曰热爱东方文化，究其实质，多为文化掠夺者。斯坦因便是其中之一。  

    奥莱尔·斯坦因（1862-1943），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地理学家、探险家，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1900—1901 年、1906—1908年、1913—1916 年，斯坦因先后三次深入我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探险、考古，并分别出版了三部报告，《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西域考古图记》及《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作为斯坦因最重要的著作，这三部报告无疑也是西方敦煌研究及汉学领域的经典名著，掀起了世界敦煌学的第一波高潮。

    当然，如果仅有著作，如此高潮注定难以支撑。西方学者及国家为之疯狂，更重要的，还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宝贝——斯坦因第一次到敦煌，就掳走了达24箱经卷和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绢画、刺绣等艺术品，后来又再次盗取了5箱经书，完整清单难以统计。如今的15卷“西域游历丛书”，便由其三部报告技术处理编辑而成，原本的学术笔记，变得通俗易懂，故事性也较强。    

    由于分割、整合及重新编辑到位，我很愿意把我已经读到的前9卷书名，为朋友们罗列一下：《从克什米尔到喀什噶尔》《和田绿洲》《尼雅遗址与安迪尔遗址》《重返和田绿洲》《踏勘尼雅遗址》《路经楼兰》《从罗布沙漠到敦煌》《发现藏经洞》及《穿越塔克拉玛干》。 

    斯坦因以其三度游历的时间为经，足迹为纬，全面地记述了我国大西部百年前的历史风貌，以及依据当时历史遗存所能考察、追溯到的远至汉唐时期的遗迹和遗物，比如堪称名气最盛的古国之一楼兰古国，比如因《鬼吹灯》而广为人的精绝古城，等等。在这片疆域，有连接沟通四大古文明、各民族交汇交融的丝绸之路，有世界各主流宗教碰撞、最终以佛教为主导形成的敦煌石窟宝藏与千佛洞佛教艺术，因此，充满着强烈的神秘色彩。

    斯坦因不算一个非常优秀的汉学家，游历中，他经常遇到语言不通、文献不懂的尴尬，但他一定是足够敬业的考古学者和足够细致的记录者。我想，这套“西域游历丛书”无以伦比的文献史料价值，便在于此。斯坦因于敦煌学之肇始意义及推广作用，即便放眼全世界，亦无可争议。

    但是，在我看来，斯坦因笔下也写满了他的“人性之过”，他机关算尽、既悖德亦违法的诱骗和跨国窃取行为，是名副其实的“敦煌大盗”。

    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提到两个同样决定着敦煌藏经洞那些空前绝后伟大经卷及各种文物命运的人物。一个是几乎人尽皆知、且人尽骂之的当年的藏经洞“守护者”王道士；另一个，则是几乎被所有历史审视者忽略的斯坦因团队的“汉奸师爷”蒋师爷。

    批判王道士非自余秋雨始，但将王道士枉杀且悬尸于历史耻辱柱上的，绝对就是余氏那篇流传极广的《道士塔》。其实，王道士尽心尽责，从未懈怠，当第一次与西方大学者斯坦因“对阵”时，他已然守护藏经洞达7年。奈何“敌人”智商情商双高太狡猾，本该重视和负责的上司们又集体不作为，怎能指望孤军奋战的一个小小道士，就真能捍卫住为全世界所觊觎的人类文明瑰宝？

    其实不无可能。我想说，如果没有“汉奸师爷”鞍前马后地刺探与出卖，如果没有中国人接受聘请与“外人”狼狈为奸，至少，斯坦因的大盗罪行绝不会那么顺利。

    这个在书中出现次数不多、只要出现则必为主子献上良策的蒋师爷，也算接受过儒家教育的传统文人，但妥妥一副抗日战争中“汉奸带路党”尊容。

    斯坦因最先听到藏经洞发现大批古代写卷的消息时，将信将疑，蒋师爷为其求证，“经过一连串急切的追问，证实这个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于是，我俩做了周密审慎的计划。”赚取王道士最大信任的妙计，也是蒋师爷出的，“蒋师爷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对佛经一无所知的王道士，以等候我斯坦因——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的来临。”

    由书中多处称赞蒋师爷的记录观之，斯坦因对这位“狗头军师”极为信任和依赖，简直可以说他“军功章”的一半都该分给蒋师爷，“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将这批写卷和绘画弄到手，这是我交给蒋师爷的任务。事实证明，他从来没辜负过我的期望。”而且，将这批文物从藏经洞运出，也是蒋师爷独立承担的，简直太有担当了，他花了7个晚上。“付出总有回报”，最终，主子非常满意地将他写进了后来流传世界的著作，亲切地称他为“学术知己”，语气充满感情，“他为此付出的艰辛，同他对我所有的热心帮助一样，长久以来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之中。”

    不断读到书中类似的记录，不夸张地说，我对于斯坦因那副无耻的嘴脸及其掳走海量敦煌文物的愤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为了对“汉奸师爷”所作所为的怨怒。所以我想指出，不要再一味批判各国斯坦因们的掠夺行为，更多地去反思一下我们自身吧。事实是，那些流失的敦煌文物，如今多数都在大英博物馆、卢浮宫里保存完好，敦煌许多神奇洞窟里依然为我们而存在的神秘的壁画和经卷，却风蚀破坏得相当严重。      

    我必须发出如是追问：那些让我们痛心疾首的流失文物，如果一直都在原地，都在我们“手中”，它们的命运，又将会怎样？

    聊可安慰的是，敦煌莫高窟及系列洞窟文物近年的保护情况已有明显改善，“敦煌在国内，敦煌学在国外”之窘境，也有了很大改观，世界范围内敦煌学研究的重心，已然回归于我国，准确说，是回归到了敦煌研究院。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接连五任“敦煌掌门人”及无数“敦煌人”的巨大付出。去年，我在读第三任敦煌院长樊锦诗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时，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当看到作为第五任院长的赵声良为该书所写的推荐语时，对于五代掌门之间的精神传承，我似乎刹那便有了一种深刻的理解。

    我想，在研究斯坦因这套“西域游历丛书”及诸多西方“文化强盗”所留下的文字时，反思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