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恒雷

    2021年，时值厦门大学创立百年之际，由陈满意撰写的40万字《厦门大学的先生们》恰逢其时推出，该书是对陈嘉庚先生毁家办学壮举的致敬，也是对厦大百年校庆的特别贺礼。全书容文学性、文献性于一炉，将民国年间工作生活于厦门大学诸多大家的音容笑貌再现于世人面前。

    厦门大学是幸运的，从最初创立开始，便陆续有诸多享誉海内外的大师来校教学。这些大师许多都是业内的顶级人物，比如鲁迅、林语堂、毛常、陈石遗、秉志、张颐、余青松、杜佐周等等，他们在来到厦门大学之前就已经功成名就，却因各自理由与厦大结缘。身为教师，教书育人无疑是其第一职业要义。这些名师基本都可以说是德才兼备的模范，书中讲述了这些名师运用自己的能力去帮扶提携乃至推荐学子们进一步发展的诸多动人故事。

    这种教师帮助学生的故事，几乎发生在每个教师身上，比如张星烺提携万心蕙。1946年，张星烺为了向洪煨莲推荐万心蕙，“不辞辛苦，从鼓楼步行到东单，以至于走破了一只布鞋。当时张星烺的身体并不好，但他仍拖着病体去向洪煨莲举荐器重的学生。”最终，万心蕙如愿进入燕京大学研究所深造，并且她也没有辜负恩师的器重，不仅学业有成，而且还在1989年在北师大历史系设立张星烺教授奖学金，以怀念恩师，奖励后辈。再比如李笠向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推荐张秀民。张秀民在厦大求学期间勤奋好学，李笠讲授的《汉书·艺文志》让他对目录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张秀民遂经常前往图书馆书库自由阅览图书，随后写成《评四库总目史部目录类及子部杂文类》和《宋椠本与摇床本》两篇很有分量的论文。这引起了李笠的好评与关注，李笠念及“当时社会上大学毕业生虽寥寥无几，而求职若无门路，却极困难。”于是，李笠将张秀民的两篇论文寄给了袁同礼，袁同礼和李笠本来并无深交，但看过张秀民的文章后立刻以馆方名义去信吸纳张秀民入职。张秀民后来成长为我国著名版本学家、印刷史大师，这些成就的取得无疑与学生时代受惠于李笠的引荐分不开。类似于这种提携后进的案例在书中还有很多，每每读之，我们无不对厦大这些先生们高风亮节的师德表示由衷的钦敬。

    书中一共选取了34位先生为主要传主，围绕着这些人，作者同时延展出了一大批和他们有关的各色人物，比如他们的学生、家人、亲友等等，他们身份各异、地位不同，正是这些主次人物的成功书写，编织出一个时代的人物群像，将当时社会的诸多风土民情一并融入进来，成为犹如一幅布展精妙的风情画卷展开来。

    全书以人物为主要写作对象，作者采取纪传体笔法，将人物的侧影年华放在大时代当中布局，运用诸多写作手法，将主次人物安排到各自篇章中，常常是，这个人物在以自己的篇章中是主角，到别人的篇章里成了配角。诸如鲁迅、林语堂等特别知名的人物，他们不仅是本书的核心人物，更是和本书的相当一批先生们建立了师友关系，因而，围绕着这样的核心人物，其背后必然会延伸出一大批民国人物陆续登场。以林语堂为例，由于他的牵头，加上他一共有9名北大教授陆续来到厦大任教，他们分别是“文学家鲁迅、国学家沈兼士、古史专家顾颉刚、哲学家张颐、中西交通史家张星烺、考古学家陈万里、编辑家孙伏园和作家章廷谦（川岛）等”，作者干脆把林语堂篇题名为《把半个北大搬到厦大》，因为当时便公认为“一时颇有北大南迁的景象”。这些名家几乎都在本书中列有单篇介绍，但在林语堂篇，即便是鲁迅也只能做林语堂的陪衬——他也是通过林语堂介绍来到厦大任教的。如此书写自然是情理之中，这些先生之间要么之前是同事、同学、同乡等等关系，虽然来到厦大的时间有早晚，但在厦大又成了新的同事，所以他们之间发生的恩怨情仇自然会在各自的篇章中或多或少再现。如此一来的效果是，这种再现绝不是雷同再现，而是在本章中没有展开的线索，到了彼章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互文式”写作，这样的谋篇布局便实现了彼此呼应，共同递进，让诸位先生的厦大故事得以更加饱满。

    厦大先生们许多在来厦之前早已经名满天下，因为各种原因要么主动要么被动来厦任教，但不管怎样，他们作为新鲜血液融入厦大，对厦大的发展的确是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这些先生们授课特点鲜明，还有一些治学颇受欢迎的教学观点，比如朱桂耀在课堂上对学子们的谆谆教诲当是代表了所有学人的心声：“我们为学的道理，不外两条大路：第一要精，第二要博；精则自能生巧，博则可以互相发明。倘若博而不精，一定流于肤浅。你们看胡适之先生的学问，以为他就很博了。但我们如果细读他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诸书，即可发现有许多的地方，极为肤浅无聊了。”显然，朱桂耀不仅告诫学子治学理论，又不迷信权威，有自己的独特研究思想，这显然是即便现在都应秉持的态度。再者，先生们往往初到厦大，学校便会安排他们进行演讲，往往由于演讲颇受欢迎，让厦大师生们受益匪浅，他们甚至还会被请到附近的集美学校乃至厦门市里演讲。比如鲁迅、沈兼士、李笠、杜佑周、洪深等等，都作出了广受好评的精彩演讲，这些演讲观点固然会或多或少呈现于他们的课堂上，但以专论的演讲形式公开发表在公众面前，无疑其社会意义更为显著，并且，这些演讲稿还会被整理出来发表到当时的报刊上，这些先进的教育思想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其中，杜佐周在厦大各校所做的演讲次数当是这些先生之最——“仅在厦大任教的8年期间，其演讲次数就多达20多场次。”而他在厦大10周年之际，专门为厦大10周年纪念筹备会写的《陈校董之教育事业》一文体现的核心观点，不仅是对陈嘉庚先生的致敬，如今读来，当是对历年来全身心投入祖国教育事业各界人士的高度赞许：“教育为国家的根本大计。人类幸福的进展，全视教育发达与否为依归。故个人之欲贡献于社会，其最有意义与最有价值的事业，莫如在教育方面多尽些义务，或多做些工作。”这无疑和厦大创办之初陈嘉庚先生定下的校训是一致的——“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礼记》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完美传承。

    百年厦大，光荣传统绵延至今。回首望去，无数先贤为厦大的创立与发展各尽所能。他们的思想让无数后学依然受惠，他们的侧影年华在厦大史册中常读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