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海涛
1999年，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墓地出土了一件西汉时期的青铜头盔残件。这件貌似不起眼，残缺变形的青铜头盔，竟然是一件有着明显古希腊文化风格的典型西式头盔，透露出古滇国文化与古希腊文化曾经出现的交流互动信息……
一件并不普通的古滇青铜头盔
从1998年开始的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清理出大量滇文化和汉式墓葬，随葬器物丰富，特别以首次发现大量的滇国漆木器、陶器著称，被评为“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该地M113出土的一件罕见青铜头盔残件，发掘报告说它“似帽形扇面，有榫眼及扣，后端似其他材料制成，已朽无存。面阴刻两鸡两虎，沿刻陶纹。M113∶224，扇面宽40.4厘米”。
从已出土的上万件滇国青铜器中，这件头盔残件看似普通，但迄今云南还没有发现类似的第二件实物或图像。这件头盔与当时中国头盔明显不同，头盔上的图案是被驯化的红原鸡，又与云南现代“茶花鸡”形象基本一致，因而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头盔的古希腊文化色彩从何而来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模拟还原，这个青铜残件的原型为一件类似于蒙古包状的圆形顶宽平沿帽。这种类似大帽檐的圆形遮阳帽式头盔，在云南乃至我国周边极其罕见。而在希腊的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中，收藏着一座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骑兵大理石雕像，这名骑兵就头戴类似的帽子。在雅典的马迪托大街也曾出土过一件圆顶宽沿的青铜头盔，而且“头盔的边缘被一排小孔贯穿，可能是为了在头盔外面缝上一层材料罩，从而把头盔伪装成一顶帽子”。在希腊，这种圆顶宽沿的帽子被称为“petasos”，边缘宽，可以遮挡阳光。希腊、意大利出土的青铜时代残片、绘画和雕塑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形象，多为羊毛材质。
近年来，一些研究表明，古代云南与古代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存在的。这种交流不是某种直接的“道路”，而是曲折迂回，通过很多不同的渠道形成交流，结果体现出特殊的时空差异。昆明羊甫头出土的这件具有古希腊文化风格的青铜头盔，其间接传播者可能是欧亚草原南下的游牧人，方向可能是从藏彝走廊北向——北方草原一直延伸到地中海地区。中国考古专家郭物在《边地文化传播带：以石寨山文化的考古发现为中心》一文中指出，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大墓中发现的“蹄足柄”的勺，羊甫头M113中也同时出土了一件有类似“蹄足柄”的漆木女俑。这两件带有外域风格的器物同出一墓应该不是偶然的。青铜头盔残件从工艺、风格来看，应是云南本地制造的，但其特殊的造型中蕴含着遥远的异域文化色彩，为探索古滇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贵的物证。
两千多年前被驯化的鸡形象
青铜头盔残件上有两组刻纹图案，纤细流畅，靠近边缘部分为两头背向而立的虎纹，张嘴龇牙、长尾上翘，似作行走状。在古滇国，虎多象征统治者的威严、权力，出现在头盔上暗喻了战士的勇猛。
值得注意的是，头盔的顶部有两只逆时针站立的公鸡。众所周知，家鸡是由原鸡驯化而来，在生物学上，两者自有专业的区别，但从形态来看，两者并不容易分辨。“原鸡的体形与家鸡十分相似，只是稍小些。公鸡的前驱羽毛则多黑褐色，背毛黄而带黑纹，胸羽浅褐色，越向后色越浅。原鸡的内部结构及鸣声等也与家鸡极相似。此外它不但易于饲养，而且与家鸡杂交所产生的后代还具有繁殖力。”（《生物学通报》2005年第1期）。换言之，原鸡与家鸡从形态来区分，羽毛颜色是一种重要的判断依据。此外，原鸡体型小，家鸡体型大，原鸡保持鸟的一些特性，可以飞行，能飞200米左右，而家鸡并不能飞。
从体型细节来观察比较，羊甫头青铜头盔残件上的鸡形象，与原鸡的体型区别很大，极可能是被驯化的家鸡。从图像看，鸡是侧面像，描绘准确而生动，比例协调，细节清晰，雄鸡体型壮硕，头昂尾翘，似船形，顶有肉冠、喉侧有肉垂，翅膀小，主翼羽不大，而尾羽长，下垂的蓑羽尤其明显，几乎拖地上，小腿粗壮、足胫短，无足距，外形与云南的“茶花鸡”接近；从驯化经验看，肉用品种鸡腿较粗短，初步可以判断它是一种被驯化的肉用鸡；从生长周期看，随着鸡龄的增长，足距会越长，图案上的鸡无足距，证明其为幼鸡，这极可能是滇人驯养的家鸡。
类似的鸡的形象，在昆明市呈贡区石碑村第二次清理时也有发现，为一铜扣饰，时代与羊甫头出土的青铜头盔接近，均为西汉。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也出土过一件西汉时期的猎虎铜扣饰，是滇人猎虎胜利而受到欢庆迎接的场面：六人身后背抬一虎尸似作展示，右侧两人一人抱鸡，一人捧一酒器。这件铜扣饰中的鸡尾羽也很长，从比例来看，体型颇大。难得的是，它展现了人与鸡之间的关系，以及鸡作为庆祝猎虎的美食等重要人类学依据。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上的“上仓图”中有母鸡、小鸡在地面啄食的图像，足可证明滇人在西汉时期确有养鸡行为，青铜头盔上的鸡形象，进一步展示了滇人所豢养的，可能就是从红原鸡经驯化后类似“茶花鸡”的品种。
2020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研究人员经过多年努力，获得了5个红原鸡亚种的基因组数据，以及分布于东南亚、南亚、中东、东亚、欧洲等地区家鸡的全基因组数据，通过大量的群体遗传学分析，发现家鸡是由红原鸡亚种驯化而来，目前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泰国北部、缅甸等地区，说明该地区很可能是家鸡的驯化中心。这一研究成果在《Cell Research》发表，世界瞩目，被誉为“里程碑式的基因研究发现”。云南是世界家鸡的驯化中心地之一，青铜头盔残件上的类似“茶花鸡”的形象，与现代科研成果形成了很好的呼应。
鸡在头盔上的出现，与鸡反应敏捷、勇猛好斗有关。公元前4世纪色雷斯人头盔上有类似鸡冠的凸起，用羽毛装饰，寓意佩戴者像鸡一样警惕、敏捷、勇猛。中国民间有“英雄斗志图”，是以两只雄鸡为主题的民俗画，体现了雄鸡勇于搏斗的特性。
滇文化的对外交流
在大约公元前5世纪的滇中地区，以滇国为代表，形成了亚洲青铜文明的一个核心区，文化辐射广泛，甚至对南亚、东南亚地区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作为中国南方地区的一个青铜文化中心，滇文化汇集了多方因素，对外交流的渠道必然存在，交流的方式是曲折而多样的，在遥远的地理距离传递中，形成了很大的文物、文化的时空差异与变化，客观上令我们在滇文化中看到了许多与异域文化“似是而非”的考古材料或现象。
云南位处中原文化的边缘，两者既有联系又存在距离。滇人族群是滇中地区势力最强大者，多种文化通过不同的“文化传播带”播迁，对滇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输血”，使其博采众长而自成一家。所以我们看到的滇文化遗址面貌复杂而多样，这是典型的文化播迁融汇现象造成的。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有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深刻原因。滇文化的存在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熔炉与稳定器。滇文化与中国古代三大文化传播带都有关联，分别是：从东北到西南的文化传播带；沿海地区百越文化传播带；从北到南的藏彝走廊及其延伸文化传播带。从一定程度看，云南是三大文化传播带的交汇点与落脚点。云南特殊的地理区位以及三大文化传播带的客观存在，一方面汇聚了多族群的文化，另一方面也把云南作为历史上的边疆地位牢牢确定。这种文化归属感的形成，甚至比地理上的划分更为紧密，更深入血脉。
（作者单位：云南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