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玉华
新春时节，我们乘坐的中巴车穿越阳光的海洋，拨开河谷气候的幔帐，在玉溪市易门峡谷中的绿汁镇小广场停下。
小广场是两个灯光篮球场，正前方是当年的舞台，灯光设备依旧，长方形的舞台顶部正中是熟悉的五星大圆章，左右3面红旗护卫，下方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一排红色大字。久违的时代烙印一目了然的舞台，顷刻间将时光拉回到当年沸腾的时代。
在绿汁镇稍作调整后，一行人到达三家厂矿山的铁桥边。两座杂木乱草笼罩的山体间，坍塌的山体形成的青灰色山坡，从山顶一直蔓延到山脚，将两山的峡谷堆积成山坡和新的山梁。
抵近深邃的矿道，努力复原当年那群最勤奋的人，大步走进矿井，坐着罐笼深入大山底部，甚至到达绿汁江之下的深井中，双手握着凿岩机，将钢钎奋力扎进岩石的情形。可惜，身边没有当年的掘进工，想象的场景毕竟有虚幻的阴影，并不能真实再现历史上这段时光的精彩。
所幸，身边隐藏着一位当年的掘进工，就着一杯白开水，坐在一把普通的椅子上，讲述出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身边的掘进工，是现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杨红昆。退休之前的身份，是省作协副主席、秘书长。这位作家，应该跟掘进工完全搭不上边，但想不到他竟然还有4年的矿工经历。不仅见证了易门铜矿的兴盛，还是用凿岩机将钢钎硬生生打进矿脉的青年掘进工，并且曾经在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代表青年突击队，在千人大会上宣誓表态，要以优异的成绩，大战红五月，向劳动节献礼。
话题打开，他的回忆从初进矿山开始，娓娓道来。平静的叙述中，厚重的生活经历带着铜的质感，沉甸甸直达心房深处。
1971年12月，19岁的他，以知青身份参加工作，由泸西县前往易门铜矿报到。背着塞满行李的一个樟木箱子，用网兜装上洗脸盆、搪瓷口缸、毛巾牙刷，跳上解放牌卡车，跟车上的知青们一起，踏上了铜矿工人之路。
卡车沿着山路逶迤前往绿汁镇，以二三十码左右的时速缓慢行进，车后卷起的灰尘，落在车厢里的人群身上。渐渐地，兴奋被疲惫取代，以至于到了72道拐，俯视山下的绿汁镇时，只将“到了”这句话冲到喉间就咽回去。
卡车走完72道拐，进入绿汁镇的时候，满心欢喜的他发现卡车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而是穿过绿汁镇，驶进绿汁江边的山路，继续向前行驶。扭头看着远去的小镇，隐隐的失落感油然而生。看来，之前将矿山的环境想得太好。
情绪低落的当口，偏偏卡车来到三家厂。一眼看到坍塌的山坡，不由心中暗暗发凉。快到小木奔的时候，瞥见山坡上的一片坟地，好奇地打听，说是烈士陵园，矿山因公牺牲的都埋在这里。遥望陵园中的坟堆，这才恍然，在矿山当工人，存在用生命做代价的风险。
爬上一座山坡，穿过一个隧道，大片厂区出现在眼前，这才到达此行的终点易门铜矿凤山分矿。长途跋涉，刚参加工作的兴奋感消失殆尽。报到之后，新工人按人头每人发两套咔叽布工作服、一些口罩、一顶安全帽、一双黑色高筒胶皮水鞋。1971年，蓝色的劳动服堪称当时的礼服和标签，就算是出入高级厅堂，也自带浩荡之气。车站、码头处，更是引人注目。穿上劳动服，左胸前的部位赫然印着“云南冶金第三矿”几个字。让到矿山的后悔心情又有了些许释然。
工业生产有自身规律，岗前教育培训必不可少。第一堂课便是到三家厂忆苦思甜爬老洞，体验新中国成立前的旧矿洞，感受那个时代的矿工生活。易门铜矿开采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有一定规模，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之后一直开挖不断，遗留了大量旧矿洞。
同伴依次进入出口只能容纳一个人身的矿洞，局促感令人紧张、压抑，仿佛受到密闭恐惧症的挤压。跟着又到新矿井，进到开采面，高大的空间，工作的气概就是不一样，令人豁然开朗。新矿井跟旧矿洞有交集，交集处会有神奇的场景出现。尽管旧矿洞封闭良久，铜矿的耀斑肉眼可见，蓝色的孔雀石在头顶闪闪发光。“这就是铜矿。”他被眼前细碎的光芒吸引。而足够卡车行驶的新矿井，开阔、通畅、明亮、透气性好。
4年的掘进工生涯，在大山的肚腹中端着45公斤重自动凿岩机工作的情景，至今仍镌刻在他的脑海中。封闭为影像的高潮部分是打天井，只要回忆的按键启动，便如激光三维画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
作为掘进工，在整个矿井掘进过程中，打天井最难。穿着雨衣、长筒水鞋，从平巷位置向上打。抱着45公斤的凿岩机，先用60厘米长的钢钎找眼，每掘进20厘米后，换80厘米、1米、1.2米的钢钎，20厘米20厘米往里打。打到高处，要站在吊罐中打眼。一开始还好，天井较浅，打到十多米的时候，如果不能克服幽闭恐惧症，无法在这样密闭的环境中坚持。打眼有讲究，要打出主眼、副眼、边眼共16个眼。尽管戴着双层口罩，依然挡不住石屑、粉尘的粘连，哪怕随时用水清洗。精疲力竭下班后，到澡堂冲洗，还是能从脸上揭下一层带着硬壳的灰泥。
打天井的方式，还有一种更加困难，就是“打绷子”的方式。通俗点说，就是在天井中边掘进边搭“脚手架”。只不过这“脚手架”是从平巷处自下而上。打绷子的天井，通常是在不适宜安装罐笼的矿脉区域。当从矿井底部向上打到2米左右的时候，在坚硬的岩石天井左右两边打四个石窝，然后将两根镶欀木塞进眼窝，打上楔子固定好，再搭上50厘米左右宽的木板，一个“支护”便算完成。掘进工便站在这脚手架上向上打眼。天井每向上掘进两米，便要做一层支护绷子。一般来说，天井的高度在18到20米左右，相当于6层楼的高度，通常要搭8个左右的支护层。
对掘进工来说，最怕的就是打绷子。一根欀木，二三十公斤的重量，而且湿滑，不容易搬运。在低处还好，上了10米以上的高度，要将欀木从底部吊上来，欀木加上麻绳的重量，相当于凿岩机的重量，极其耗费体力。不同于安装罐笼的天井，有通风孔，打绷子的天井，通风条件恶劣，打眼时水雾弥漫，石屑飞舞，经常出现体力透支的情况。
如果就是这样的情形，也还算幸运。最怕的是天井打到10多米的时候，一炮过去，第二天到达现场，绷子被震落，木板、欀木掉落在天井的底部。这个时候没有选择，只能一层一层恢复。而恢复比重建更加费力。打绷子的欀木和木板，在天井里被滴落的岩石水浸泡之后，又湿又重又滑。吊运的麻绳也是又湿又重。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将欀木吊上10多米高的位置固定，恢复的工作让人无法不产生悲壮的情绪。
为了降低工作强度，避免绷子被炸药震落，将损失降低到最小，他的班组想过各种办法。最有效的办法是爆破前将顶部的木板取下来，放在洞室中。第二天上班再恢复。这个办法虽然麻烦，但比起恢复受损的绷子工作，比起从十几米的平巷处用手抓吊湿滑重的欀木，这份时间大大值得付出。
天井打到一定的高度，每上升3米左右，技术员会将勘测好的打洞室的位置标注好。这个时候，需要暂停向上掘进的工作，打出几个较浅的洞室。待天井打好之后，再将这些洞室扩宽扩深，将深孔机搬运进洞室，由深孔组打装填炸药的洞眼。在这之前，洞室有重要的作用，就是存放凿岩机、钢钎、麻绳、木板、欀木以及各种工具，包括炸药。要知道，向上吊3米跟向上吊十几米，体力的付出是几何等级的递增。
即便如此，凿岩机一旦出现故障，就要送去到机修厂修理，而这样的事即使不情愿也是经常发生。凿岩机修好，45公斤的凿岩机加上十几米麻绳的重量，要拉上五六层楼的高度。毫无例外，每次拉得人手脚发麻发软，浑身的汗水和天井中的水滴混在一起，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泥水。
所以打天井、打绷子一定是体力最好最能吃苦耐劳的班组，尤其青年突击队是首选。正是因为耗费体力，工作强度大，需要打绷子掘进的天井，一个班组通常5个人。2个负责用凿岩机打眼，2个负责打绷子，维护修缮支护，1个打杂，维护电路、水路、高压气泵，同时负责背炸药。炸药在平巷的炸药库，领取之后，装在麻布制成的简易“褡裢”中，将“褡裢”放在肩上，炸药放在胸前后背的“褡裢中”，小心带进天井，放进最高层的洞室中，等待装填进洞眼爆破。
底部的绷子有简易木梯，到了高处，连木梯都没有，只能像做“引体向上”一样抓住绷子，用力拉上去。其间的辛苦，只有当事人可知，语言文字实在无法形容。
高强度的劳作，加上吃饭时间不规律，虽然工作期间有顿劳保餐，还是累出胃病，不时发生胃绞痛。而胃病，在矿山属于常态，只能在胃绞痛发作时，到医务室打一针，回来继续扛着凿岩机打眼……
说到这里，杨红昆停下话头，神情凝重地说：“易门铜矿，或者说云南冶金第三矿，因为资源枯竭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但是矿上这群新中国最勤奋的人当中，我自豪曾经是其中的一员，更自豪流淌的汗水跟铜有过最亲密的交融。这种勤奋有遗传基因，会一代代传下去。事实上，这种精神正在延续。”
不仅是易门铜矿，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时间里，40后到60后，这群称得上全球最勤奋的劳动者，带着“只争朝夕”的信念，一天当两天干，干出了改革开放的坚实基础，筑牢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石。这群最勤奋的劳动者，遍布中华大地，大格局大情怀，牺牲小我小家，不计个人得失，是新中国的隐性脊梁。他们大多与共和国同岁，已然斑白的头发上，写满的是无怨无悔和老骥伏枥的壮志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