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蚂蚁

一

云南形象是一种诗意概括，云南作为一个地方，生活着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人们，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场域”和“世界”。这个世界的“存在”，有赖于“自我”与“他者”的证明，即必须以某种“形象”在更为广大的世界中得到确立和认可。“形象”作为“在”的标志，来自人们对“在者”有意识的观察和描述，体现为外部表象与内部特征的有机统一。“云南”形象作为对“云南生活”的诗意概括，既关乎自然地理，也涉及人文历史，是不同时代人们不断描述而塑造的结果。按照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的说法：一个地方的形象，来自与它持久“相遇”的人们“生动和逼真的描述”。每一个正在描述它的人，都试图通过自己的描述，对“存在于此”的意义进行探寻。这种探寻，为人们提供了生活的经验和观察世界的角度。加拿大作家罗伯特·克罗耶奇曾经说过，“我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除非有人讲述我们的故事。虚构（小说）造成了我们的真实。”正是通过不断地描述，“云南”作为生命世界的形象才得以成型。

这种形象是“被描述”的结果，描述是否有效，在于是否“生动和逼真”，而这也是衡量艺术创造是否有效的基本标准。“云南”形象是对云南的概括性描述，是“生活在云南”的艺术化，也是艺术化了的“云南生活”，其本质是对“云南形象”的个体化理解和个性化描述。

作为对云南人文地理特征的概括性认识，“云南”形象的形成，是被“描述”的结果，经历了一个由面及相、由表入里的发展过程。首先，从自然地理环境来说，云南在“彩云之南”，是“内地”之外的“边疆”。有据可查最早的形象是司马迁《史记》中的“西南夷”，其中的“滇”，即代表着云南形象：“滇”与“甸”近音，彝语意为山间平坝，其中有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庄蹻入滇，致使“滇有楚风”。汉武帝以兵临滇，置益州郡。“益州”在巴蜀以南，虽属“南中”，却是“不毛”之地，爨、南诏、大理，是其分化与重组过程中的不同面相。到元代设置“云南行中书省”时，“云南”作为中华“西南边疆”的形象，才正式呈现出来。此后，“边疆省份”“西南边地”就成为云南的一种相对固定的形象。其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云南总是被外来者描述，是“他者”眼中的“异域”。司马迁《史记》之后，常璩有《南中志》，范晔有《哀牢传》，樊绰著《蛮书》，李京撰《云南志略》，徐霞客写云南游记，魏源作《雍正西南夷改流记》，这些描述者都是外来者，对于他们，云南就是远方和别处，呈现出的面相是不同于“此时此地”的“异域风光”和“民族风情”。 20世纪50年代以后，《五朵金花》《芦笙恋歌》《山间铃响马帮来》《阿诗玛》《孔雀公主》等电影，以“石林”“大理”“孔雀”“大象”“芦笙”“马帮”“少数民族”等意象呈现了“他者”眼中的异域元素。再次，云南是外来移民在“祖籍”之外发现的另一个“故乡”。当“祖籍”无法解决现实生存问题的时候，人们就必须面对陌生的环境条件，重新安顿自己。明清之际盛行地方志，本质上就是对这个新的生活世界的描述和确认。但地方志描述的只是特定的“地方”，不足以“生动和逼真”地概括云南作为“故乡”的诗意特征。

20世纪90年代，丁绍光通过自己的重彩画，“发现”了这个诗意的“云南”。丁绍光生于陕西城固，在云南生活了18年，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艺术的支点。他的《西双版纳》等重彩画作品，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人们对云南特别是西双版纳产生无尽遐想，塑造了神秘的“重彩云南”形象。最后，云南作为现实的生存之地，是云南人的生活世界，也是云南人的“生之证明”。这是云南最本质的形象特征。如果说画家们用线条和色彩渲染了“重彩”云南的神秘，那么舞蹈家的身体表演，则直观传达了这种“神秘”的内涵。杨丽萍的“孔雀”是迄今为止最经典的云南形象。她以《雀之灵》《孔雀》《云南印象》等作品，讲述了“关于自然、生命、成长、人性和爱的故事，以及生命与天地自然的相互融通。”绚丽、孤独而优雅的“孔雀”，是杨丽萍自编自导自演的“太阳鸟”，体现了她的云南境遇，仿佛丁绍光发现的那个“重彩世界”的主人，在隐秘的梦境中与天地自然应和舞蹈。

二

云南具有灵魂深度的内在形象，更多地来自那些纸上耕耘的写作者。近半个世纪以来，云南写作者对云南的描述已经由表及里，深入到对“存在”的哲学性探寻上来。他们对云南形象的塑造全面而深入，是艺术的，也是生活的。

范稳是“生动和逼真”描述“云南”的卓有成效者之一。他塑造的云南形象，表面看是形象的、群体化的，其小说整体而言是关于云南的大地史诗、生活画卷，本质上却是抽象的文化寓言，是对云南文化形象诗意的概括性描述：水乳大地。《水乳大地》是“藏地三部曲”的第一部，被认为是范稳的代表作。小说叙述了滇藏交界处卡瓦格博雪山下澜沧江大峡谷中藏族、纳西族、汉族以及外来传教士动荡纷争的百年历史变迁。恶劣、封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了澜沧江两岸的落后与孤独、倔强与偏执，也造就了具有相应的多种文化特征。宗教、盐和川流不息的江水是理解“水乳大地”的关键要素。宗教能人带来信仰，盐是生存与生活的必需品，是人性与生活的“味道”，在漫漶如江水的时间中创造出水乳交融的生命世界。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本性的理解，为人们带来理解他者的宽容，消解了彼此的孤独，融合共存。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不就是这样走下来的吗？对于云南这样一个五方杂处的边疆地区，尤其如此。“水乳大地”不仅是对滇藏交界处澜沧江大峡谷这片大地的诗意理解，更是对云南形象的高度概括。

对“云南生活”的发现和描述，诗人于坚的写作直接面对日常生活，深入到具体的情景和细节中，从而构建了诗意的云南生活世界。他是诗人，也是散文家。他在诗歌中发现了诗意的云南生活，又用散文对这种生活作出“生动和逼真的描述”。在他看来，“散文是思维的最深刻的武器，唯有散文可以引领思想进入自由写作的王国。”而诗歌，则是散文的灵魂，用古老的自由精神支持着散文。他描述云南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昆明记》和《建水记》，它们是于坚对“云南生活”之意义的“个体追寻”。在他看来，云南代表着诗意的日常生活世界，“是为人生而世界，为人性而世界。”于坚肯定日常生活的正当性，并在其中找到了诗意，他描述云南的山川河流，描述大地皱褶中的生命存在，说出这种“在”，就是“诗”。在散文中，于坚是一个怀旧者，对那个业已逝去的传统生活世界耿耿于怀。他所描述的云南形象，是“水乳大地”的“日常生活”，是一种“原在”的生活世界。

三

塑造者被塑造云南形象是云南历史演变的结果，也是不同时代的描述者共同塑造的成果，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的塑造与被塑造的过程，其表现出的多重面相，也标示着塑造者被塑造的形象。丹纳《艺术哲学》中指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表现形态的艺术，与这三者密切相关。种族即共同体，其本质是经历漫长历史演变而形成的文化传统，体现在创作中就是历史意识。“有了这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的了。这种历史意识同时也使一个作家最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他自己的当代价值。”（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它们构成了“世界”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空间。但环境并非固定不变，它受时代的影响，不同的时代拥有不同的生活空间，凸显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同样是昆明作家，张庆国数十载深耕滇池，足迹遍布云南山川大地，具有“故事大师”的美誉，显示出与范稳不同的面相。他笔下那个“无限遥远的卡奴亚罗山区”，很容易让人想起传说中的云南高原，是贫瘠与富饶、梦想与幻灭的矛盾组合。《犀鸟启示录》紧扣时代脉络，借“观鸟脱贫”写云南的生态之美、自然之爱、脱贫之坚、生存之韧，以个人的生命成长历程反映鸟类王国的生活图景，成为“非虚构写作”的成功典范。他是最为精到的历史记录者与讲述人。“昭通作家群”作为一个群体，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云南形象，是云南形象的“昭通”部分，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在艰苦环境下追求精神生活的艺术激情，群体内部成员由于各自的境遇、禀赋和追求不同而又呈现出不一样的面相。胡性能是从容不迫的写作者，也是“精致”的手艺人，他笔下的“丹城”，或许就是诗意的昭通，一座寒冷之城，面容模糊的“祖父”在那里消失，也是温暖之城，让身患重疾的席叔“在温暖中入眠”。雷平阳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诗人，也是一个自我放逐的“行走者”，他的写作描述了自己在云南大地上的跌爬滚打，作为一个成功的文学“突围”者，他的文学形象既是昭通形象，毫无疑问也带着与生俱有的“云南血统”。在滇东一隅，差不多与丁绍光“重彩云南”同一时期，曲靖版画院以郭游、杨德华、李成忠等为代表的版画家，基于相似的文化背景、生活境遇和艺术理念，创作了刻画乌蒙山红土地、山气、云魂、花影、苍穹、岁月等形象的版画作品。这片大地给他们带来冲动和灵感，也促使他们探索出更适合表现其形象的版画形式，塑造了云南形象中的“曲靖”面相。

对于描述云南生活的写作者来说，他们塑造了自己心中的云南形象，同时也塑造了云南形象中的自己。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精神，造就了他们相似的云南特征，不同的境遇和禀赋，又使他们在个性风格和美学追求上表现出各自的面相。置身云南，无论怎样“客观”，他们塑造的“云南”都只是他们自以为是的“故乡”，一个乌托邦式的纸上家园。于坚执着于“传统的生活世界”，用文字重塑了“幸存的建水”“但时代已经把这个生活世界抛弃了，它危机四伏中，日子不多了。”他在《故乡》中写道：“从未离开 我已不认识故乡/穿过这新生之城 就像流亡者归来/就像幽灵回到祠堂 我依旧知道/何处是李家水井 何处是张家花园……/就像后天的盲者 我总是不由自主在虚无中/摸索故乡的骨节 像是在扮演从前那些美丽的死者”

对于生活于此时此地的写作者来说，面对无限广阔的生活世界，都是盲者归来，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描述，永远都处在一种盲人摸象的偏执中。无论“新生之城”，还是记忆中的“故乡”，都是向往中的乌托邦，其价值不在于是否确有，而在于它对当下现实的反省和批判。因为文学的价值不在于“正确”，而在于“生动和逼真”。

塑造者总是被塑造。诚如博尔赫斯所说：“作家以为自己在谈论很多事情，但他留下的东西，如果运气好的话，是一幅他自己的形象。”如何为自己画像？这是今天的写作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它关乎写作者自身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