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兆肆
抗日战争时期，一批史学专家随高校内迁，辗转来到云南。在这一方热土上，他们以笔为戈，著史立说，阐发民族大义，唤醒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忱，对万千民众献身于抗战大业，起到了非同小可的激励之效，对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也产生至深至远的影响，正所谓“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存亡绝续之交，史学之用，无有过之者。
国学大师钱穆的《国史大纲》，虽脱胎于1937年前于北大四年的通史讲义，但最终成书却在抗战时期的云南。此前在北大每上一课，钱穆必提前一日写录好所需史料，久之而积得五六本厚册。后来随学校辗转搬迁至湖南南岳、云南蒙自，仍笔耕不辍，续有增写，这便为后来成就巨著奠定坚实基础。《国史大纲》真正完成是在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期间，其于1938年5月10日动笔，1939年6月14日终稿，费时十三个月。在这十三个月，钱穆远避城居之烦嚣，除半周在昆明城内上课外，其余半周则居住在城郊宜良。因朋友介绍，孤身借居于当地县长在岩泉下寺之别墅，谢绝人事，专心撰述。别墅之旁，有白兰树一株，春暖花开，清香飘逸，沁人心脾。而岩泉寺所在小山，又有清泉昼夜喷涌，水流潺潺，漱激于石，声如环佩，叮咚作响。钱穆山居期间，每日早、晚，上山散步，其余时间白天在小楼著史，夜则阅读《清史稿》。山寺异常清幽，虽适合静心读写，但未免孤寂。史家陈寅恪偕汤用彤寒假来访，曾借宿一宵，陈氏感此寂静之地诚属难得，颇为适合著述，但也戏言设若自己独居于此，“非得精神病不可”。然而，钱穆却能拂却一切盛情之邀，耐此孤寂，潜心撰史。置身于离乱之时，钱穆徜徉于宜良山水之间，似暂时超越现实世界，正如他游石林瀑布时所言：“徘徊流连其下，真若置身另一世界，宇宙非此宇宙，人生亦非此人生。”然而，民族忧患在其心中，无时或忘。《国史大纲》一书，对民族之过往，抱持深深的温情和敬意，倾注民族感情，贯注民族精神，故于当时国难方殷之际，颇起振聋发聩、唤醒民众之效。书成后，一编风行，洛阳纸贵。
早年因“古史辨”而名声大噪的顾颉刚，于1938年10月至1939年3月间，受云南大学熊庆来先生之邀，就任史部教授，兼任昆明北平研究员史学研究所历史组主任。顾颉刚偏居于昆明北郊浪口村，郊野清静，虽形影相吊，但闲暇之余，肆力于文，写下所见所闻之民族风情和民俗习尚，再证诸中原古史，遂成书《浪口村随笔》。此时，顾颉刚悬“暗合时势，激人团结奋进”为鹄的，编写《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讲三皇五帝夏商周之历史演变，示读者以中国最初之模样。受事业心的激励，顾颉刚还在昆明《益世报》创办了《边疆》周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主张通过历史与文化整合，消弭民族之隔阂，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性，为当时中华民族之认同提供重要的学理依据。顾颉刚还充分利用云南丰富的人类学、民族学孑遗，深入昆明维则、禄丰、宜良等地，进行民族调查，取实物与遗文互相释证，探索边疆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值此中华民族深陷危难之际，顾颉刚放弃了早年“为学术而学术”之心，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不断找寻中华民族共同体交往交流交融的印迹。
晚年归于平淡的法史大家瞿同祖，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便以《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蜚声于中西学界。这本被誉为法史学界的经典之作，是在抗战时期的云南写成。1939年夏，瞿同祖从重庆辗转来到昆明，受吴文藻和费孝通之邀到云南大学执教，此后又兼课于西南联大。授课之余，瞿先生穷搜博讨中国法史资料，“伏案写读，敌机不时来袭，有警辄匆匆挟稿而走，时作时辍，倍平日之力，始得竟其功”，最终完成了名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该书旨在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内在结构。于书中可以窥及，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给予中国社会深厚的法文化滋养，助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
一代天才史学家张荫麟自1938年夏来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任历史和哲学两系双聘教授。张荫麟初到昆明，时值溽暑，暂住安宁碧玉泉小憩。学期伊始，搬到城内，住在吴晗家里。在昆明期间，张荫麟努力撰写《中国史纲》，其在《自序》中以乐观的笔调写道：此次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在战争中受到洗礼，团结奋进，摆脱过往一盘散沙的局面，以创造“赫然在望的新时代”。而值此分水岭，以通史的眼光，回顾“全部的民族史”，并前瞻“它所指向的道路”，以供国人在空前大转变时期有清晰的认知，增强自信心，正是史家分内之事。
1940—1941年间，以《战国策》及《大公报》的“战国策”专栏为学术舞台，在昆明汇聚着被时人称为“战国策派”的一代史家群体，其间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他们鉴于国势日蹙，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唯实政治”及“尚力政治”，对英雄和强权人物倍加揄扬。1940年，雷海宗在昆明出版《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以探究中华民族盛衰之轨迹及其成因，乃其系统检视和研究中国尚武文化传统的集成之作。战国策派的相关论述，与近代以来汲汲于自强奋进的理念一脉相承。虽其推崇“超人政治”的主张，不无非理性一面，为人所批评，但在当时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和尚武精神，无疑对甚嚣一时的“恐日症”“求和论”“速亡论”，具有镇静解毒的作用。
史学大家陈寅恪追随西南联大文法学院辗转，先至蒙自，再回昆明，住在青云街靛花巷三号院。上课之余，埋首读书和灯下著史成为陈寅恪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他节衣缩食，购买《新唐书》，克服眼疾，阅读并作批注。在书荒之际，他细读《通典》，病中写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此部著作命运多舛，在从上海寄往香港付印时，毁于日本炮火。后在朋友帮助之下，将旧稿凑成而出版。为弥补此书详于制度而略于政治，陈寅恪又以唐代政治为范围，着手撰写《唐代政治史》。在云南跑警报的岁月里，陈寅恪以棉被包裹《唐代政治史》手稿，躲防空洞，视手稿如同生命。尤值一说的是，陈寅恪晚年“颂红妆”的两部著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虽其成书不在云南，但皆与云南渊源颇深。弹词《再生缘》，本即写元代云南昆明城中孟、皇甫、刘三家的爱恨恩仇。尤其是《柳如是别传》一书，其撰写缘起与云南直接相关。当日陈寅恪在云南买书，意外从书商处购得常熟白茆港钱谦益旧园中红豆籽一粒。自是引发陈氏重读《钱谦益集》，藉以温旧梦，寄遐思，同时自验所学之深浅。由此结缘而写的《柳如是别传》，费如许笔墨，写柳氏离开降清之钱，为反清复明奔走，后自缢而亡，旨在“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种表彰民族独立精神的用意，实际贯穿于陈寅恪著述之始终。
在云南大后方，风光之迤逦、乡居之清幽、边地之风情，都有助于抗战时期寓滇史家著书立说，开辟新境，阐扬大义。不过，当时在云南，也有学人格于时势，著书未成有遗恨，而时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郑天挺，即其中显例。因时局板荡，困于书荒，再加之冗务缠身，郑天挺常常喟叹“不能作深湛之思”，故其许多著史计划，虽久久蓄诸胸中，但最终未完成，如摭拾《资治通鉴》优美词藻而成《通鉴属辞》，准备了八年之久的《南诏书》，还有《史传纂例》《明书三十志》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