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文平

史学家们从不同角度解读历史，试图发现隐藏在浩瀚历史中的秘密，其中黄仁宇先生的成就无疑是十分突出的。他费时七年，研读《明实录》全书133册，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新旧著作，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运用高超的逻辑技巧，分析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因果关系，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必然结果。《万历十五年》以全新的大历史观，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存在，就可以保证冲突即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明朝处于中国历史上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代，先有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主动与海外诸邦交流沟通，后有西方传教士东来叩启闭关自守的大门，明朝中后期的主政者不得不采取内向、紧缩的政策，以应付内外纷至沓来的危机。万历十五年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这一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伐英国的前一年。1588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派无敌舰队进攻英国，英国人靠天气和荷兰人的帮助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让伊丽莎白女王领导下的英国登上了海上霸权的地位，西方的海洋文明开启了工业时代，东方的明王朝依然固守着农业文明，张居正改革的办法是把各种名目的赋役折合成银两，以附加税的形式遍加于全境的土地上，不分贫富，计亩征银。这种被称为“一条鞭法”的新税法把国家财富的增加寄托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上。在西方大国崛起，开拓市场，发展资本主义的大潮风起云涌之际，明朝政府的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的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维护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日渐主要原因。

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万历十五年》通过讲述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文官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6人物人生轨迹中的理想和局限，引出明王朝不可避免的衰亡的原因。万历皇帝朱翊钧曾经是一个勤于朝政，不倦于经筵，躬身求雨，操练兵马的皇帝，但在文官集团的道德礼仪面前败下阵来，变成了一个“无为而治”的不上朝的皇帝。张居正雷厉风行，敢于碰硬，在他任首辅期间实现了“万历中兴”，但人生却陷入悲剧。申时行继任首辅后努力平衡文官集团，调和“阴阳”，期望“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他显然是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但这种圆滑的处世方式并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海瑞试图以一己之力来证明法律的价值，提倡简朴节约，以极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官员和百姓，这在当时无疑是不合时宜的。戚继光做到了“阴阳”平衡，但明朝重文轻武的倾向让他只能做些修修补补的事情。李贽敢于怀疑和冲击传统的儒家思想，这恰好反映了明朝思想文化体系的僵化，他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表达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他的著作虽然篇幅浩瀚，然而并没有在历史上开拓出一条新路。《万历十五年》通过讲述六人的人生际遇，揭示了1587年明王朝的种种情形。

从中国千年历史来看，万历十五年是一个极为平凡的历史节点，但这一年却是一个小小的窗口，透过这一年在朝廷上发生的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细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1587年明王朝正在一步步滑向失控的深渊，因此，有历史学家认为，明朝亡于万历十五年。

历史不能假设，明朝灭亡，清军入关，中国历史延续着没落的封建统治。世界崛起的现代化先进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而落后的中国仍以农业经济的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最终沦入被动挨打的近代历史漩涡之中而不能自拔。《万历十五年》通过讲述历史细节，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发人深思，是历史领域里值得一读的独辟蹊径的思想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