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红

600年前，砖石垒砌的城池，梁木雕琢的守望，铸就了临安城。

曾被称为临安的建水古城始建于唐代元和年间。唐朝，曾是盛世繁华的代名词之一。长安城千里之外的建水，只是云南版图上的一个圆点，亦是云南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有“临半榜”之称。在云南科举考试中榜者中，临安府以占据一半的绝对优势，独占鳌头，在云南绝无仅有，文人墨客的鸿鹄之志从这里出发，走向更远。临安府显赫的文才成就达到如此巅峰，除却唐宋重视，更源于建水在元代始建庙学，明洪武年间、万历年间建临安府学、洲儒学，清代先后建立了崇正、焕文、崇文、曲江4个书院，日益积累，遂有“文献名邦”“滇南邹鲁”的称誉。

入建水，遇古城，此行于我，算是蓄谋已久。古城中最出众的朱家花园，从清光绪年间至今，百岁之余，散发着历史的厚重气息。两万多平方米精雕细琢的建筑群，被绿植簇拥着，生长着，景中有景，一景一帧，那么俊俏，让人平添兴致。花园由富商大贾朱成章、朱成藻兄弟及子侄朱朝琛、朱朝瑛等所建，前后耗时近30年。园林之姿展示着家族的兴盛和荣耀。门前，左右两个龙凤呈祥的石鼓相呼应，入内，楼台层叠，布局呈“纵三横四”，房舍格局井然有序，院落层出有致，建筑的用料、雕刻、结构和布局都极为用心。建筑群浑然一体，房屋陡脊飞檐，雕梁画栋，庭院、厅堂布局和空间景观层次丰富，花样繁多，形成包罗万象的“迷宫”。这些美好的呈现，无一不是内地文化与边疆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深入其中，离不开一个“雕”字。木雕、石雕、砖雕、陶雕，每一件行走的艺术品，融入生活，步步生香，惊艳着生活的细枝末叶。当艺术的基因烙进石头、木材、砖瓦、陶具的身体，它们的脉络维系起砖石、木材的血肉，每一件建材、器皿、用具都不同凡响。当目光跟随“雕”的艺术一路行走，不仅舍不得挪开脚步，沉积在眼底的光芒更是挪不开：窗棂、屏风、门楣、木栏上的山水花卉、飞禽走兽、人物戏文，石柱、台阶、地砖、墙壁上的龙腾虎跃、诗词歌赋，陶壶、杯茗、碗碟上的幽香翠竹、报春兰花、傲雪蜡梅，存在于倏然间瞥过的物件、走过的地面、抚过的凭栏。这些行走于时空的艺术，无一不是匠人精心雕琢。

透过技艺超群的浮雕、透雕，我仿佛窥见匠人背后的故事。十二生肖的头像，已然有所丢失。残缺的身体，诉说着岁月的痕迹。每一块砖石，绝非简单的泥水混合物的融合与烧制，它们的生命被匠人、文人赋予了意义。从水遇到泥土，在人们有力的搅拌、交融、碰撞中，实现了生命的重组，柔软的水塑造了有筋骨的砖瓦，它们的身躯搭建了一隅历史的框架。

古城的历史脉络，从朝阳楼为辐射中心铺陈开来。行至临安路，几百米开外，古城楼雄踞东侧，灯火清亮如白昼。清代书法家涂日卓书写的“雄镇东南”巨匾映入眼帘。匾悬挂于朝阳楼三楼，下方是朝阳楼的题词。从迎晖门拾级而上，脚跟碰着脚跟，小心避让着对向的行人，不同的方言乡音混杂在人流中急切表达，不同的年龄各自感悟着一段历史。驻足城楼，街道上的熙攘，像是流动的银河，一头奔向霓虹，一头扎进夜幕，目光所触，一幅建水县的“清明上河图”徐徐展开。据说朝阳楼的始建时间比天安门还早28年。抚摸着历经百年风雨的城墙，灰砖和掌纹如此相似，经络连着经络，向外支撑延展，此时，洪亮的钟声穿透夜幕，声声空灵，仿佛从明朝而来，赶赴一场约定。

木雕、石雕和砖雕的应用随着时间锐减，但陶雕艺术得以传承。2024年5月，位于崇正书院的建水紫陶产业学院成立，学院周边皆是古朴生香的民居，艺术的根须扎进古城，相得益彰。在建水，紫陶艺术是思想的撕咬和重组，其“坚如铁、明如水、润如玉、声如磬”，所有的惊叹都出于我的粗浅，每一个物件的质地都越过年轮，以思维为起始，再固化为物。在紫陶技艺的点睛下，物件活了起来，紫陶茶壶、紫陶杯茗、紫陶碗、紫陶茶叶罐、紫陶米缸……还有紫陶文房四宝，只要生活有需要，紫陶的气息便跳跃着、包裹着、幸福着。艺术在生活中剥离不开，手工雕花精作，红泥白泥，一泥一胚，融入了制陶人的个性。书画镂刻、彩泥镶填，手中的陶泥再现镌刻、镶嵌，像是诞生了一个孩子，忍不住默默爱着它。紫陶没有一模一样的作品，赋闲品茶、饭食烟火，无处不“陶”。喝茶吃饭之时，嬉笑怒骂之时，伴着陶香，艺术不自觉地浸润了身体，艺术似乎长成身体的细胞，并在日常生活中提升审美，感染着内心。

受艺术影响的不仅是云南人，木雕、陶雕、石雕、砖雕乘着艺术的翅膀，走向各地。建水成为唐代以来南方丝绸之路的主干线之一，在河谷、山峦、村寨之间，乡径小路，马帮驼铃，织就了一张民族迁徙、物资流通、文化传播的网络。艺术的步履，从这里走向缅甸、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作为一张文化名片，紫陶艺术开启了经济贸易的大门，行走在异国他乡。

在建水十七孔桥的白家营村，偶遇了一位石姓的制陶师傅。他蓄着长发胡须，黝黑的脸盘略显沧桑。紫陶的气息在石师傅的谈吐中翕合，他介绍自己时说：“一辈子只做一把壶。”艺术的行走，行走于心，行走于行，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