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联方

2019年冬，当我第一次看到马曜先生书写的《新建大果文献坊碑记》时，瞬间被其高古脱俗、卓尔不群的气息所震撼，当应邀为《新建大果文献坊碑记》题跋，我欣然命笔：“马幼初先生乃学术大家，其书作流传较少，然此作一派魏晋神韵，令人神往。近代滇南书史，必以此为神品第一。”

马曜（1911—2006）是享誉国内外的史学家、民族学家，云南民族学院（现云南民族大学）原院长。其于1953年提出的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直接过渡”政策的理论得到党中央的批准，为国家的民族政策制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1989年出版的《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得到了徐中舒、陈翰笙、杨向奎、王玉哲、杨希枚、丁伟志、金冲及、林甘泉等史学大家的高度认可，奠定了其在史学界的地位。他对白族文化、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化、爨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多有创获，也是云南民族学的重要成果。

然而，关于马曜先生的书法成就，目前在整个学界重视不够，根据目前所能找到的文献来看，我有如下看法：

青年时期书法艺术

马曜的书法艺术以其1945年（34岁）所写的《新建大果文献坊碑记》为最高水平，该碑以北魏《张黑女墓志》为形，以魏晋文人楷书为神，是典型的“碑帖融合”风格，整幅看来，有一种“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之意境。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位34岁青年之手。

《新建大果文献坊碑记》是马曜的四哥马鍊所撰，是为其家乡大理洱源茈碧湖镇大果村所建的地方文献坊而撰写之碑记。马鍊（1898—1961）曾做过云南省参议员，据马曜撰《马鍊先生传略》所记，马鍊“平时手不释卷，好藏书，堪称儒商，建国后曾协助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整理《清实录》等有关文献资料，受到好评”。

马曜的书法艺术究竟有多高，只要把《新建大果文献坊碑记》放回其诞生的时期去考察便一目了然。我们都知道，晚清书法思想是由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绝对碑学、以沈曾植为代表的“碑帖融合”以及以其他文人所推崇的帖学等三个流派组成，到了民国时期，逐渐形成了以“碑帖融合”为主而其他两派为辅的局面。但是，民国时期的云南，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是以“颜钱体”为第一大宗，以“袁家书”“二爨”以及篆隶书体为补充，可以说，云南书坛与全国书坛几乎不在一个频道，像马曜这样将“天下孤拓”《张黑女墓志》与“魏晋风度”相结合的“前沿性”眼光，在云南书法家中寥若晨星。

我认为，马曜的书法艺术主要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良好的家学渊源。马曜出生在大理一个白族知识分子家庭，7岁读私塾，9岁读完《四书》《幼学琼林》，便能属对行文。1927年（16岁）考入大理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31年（20岁）考入上海光华大学。马曜的父亲马东初（1886—1946），据《云南省志·人物志》记载，1904年中府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1910年考入云南优级师范史地班；1917年至昆明，任省教育杂志总编辑。后来，曾在贵州省荔波县以及滇西四地等五任县长；喜游历，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有诗名，著有《抱霞轩诗文集》，民国时期的文化名流如王灿、徐嘉瑞等对其诗文皆有很高评价。出生在这样的文化家庭，必然为马曜的书法艺术打下坚实的“童子功”。

二、深厚的诗赋修养。马曜1948年（37岁）出版了诗集《茈湖精舍诗初集》，受到学界名流的高度赞扬。例如，马曜的业师钱基博评价其“因才抒藻，不乏遒响”，西南联大中文系罗常培评价其“刻峭幽深，尤近昌谷；沉绵密丽，多类樊南。工力之深，同辈中所未有也”。刘文典评价“读其诗，则清丽芊眠，骎骎入唐代诸公之室，洵如前人所谓羚羊挂角，香象渡河者也”。马曜的诗赋成就，首先得其父亲马东初亲授，然后，1931年（20岁）入上海光华大学学习时，受到钱基博的影响，再后来居庐山，受到陈三立的指点；1939年秋至1940年夏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受到刘文典、罗常培、陈梦家、浦江清等文学界名流的影响。马曜1941年所写的《游茈碧湖赋》，约4000字，可谓赋中之长篇巨制，其写景手法，犹如画家写生，视觉感丰赡，季羡林评价为“黄钟大吕，情文并茂，为并世难得之杰构。具有此等功力者，寰中几如凤毛麟角，已成鲁殿灵光矣”。这样好的基础，必然滋养出深湛的审美能力。

80岁以后书学著述

马曜在《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中说：“我一生坎坷，学随境变，宜其杂而不专。20年代嗜诗古文辞；30年代学经济，从事社会革命活动；中间一病几殆，处死生幻灭之际，沉湎于哲理之学，复重事吟咏；40年代在中学、大学讲授古典文学，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和地下斗争；50年代至60年代中，从事民族工作和中缅勘界划界工作。……我为办学缠身，直到1983年退居二线，1985年退休以后，才开始从事著述，编著的几本专著……都是80年代即行年70以后写成的。”以书法而论，马曜的书风是在1949年前形成的，以后便无心于书法艺术，故书风无太大变化。马曜1949年后的书法成绩，主要体现在其80岁以后的书学研究成果上。

一、对云南碑刻之研究。马曜于1994年所写的《西爨的由来发展及其在云南历史上的地位》、1996年所写的《从爨龙颜碑看西爨的族属和谱系源流》等长篇学术论文，多有创获，是爨史、爨文化的代表性成果；1995年写的《民族团结的颂歌——电视剧本<德化碑>序》，洋洋洒洒一万余字，涉及到《南诏德化碑》的诸多方面，是该碑学术史上的重要研究成果。

马曜研究这些云南名碑的方法，大概受到陈寅恪、罗庸等西南联大著名教授的影响，其在《珍视西南联合大学留给云南的遗产》一文中写道：“陈老多引用《世说新语》来说明魏、晋社会政治学术情况和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使我初步懂得：一代学术总有它的新的材料和新的问题，并形成这一时代的学术的新潮流。我深佩陈老坚持实事求是和服膺真理的精神。他的治学方法是清代考证学与西方民族学的结合。”通过这段文献可知，马曜研究云南民族文化的视野、方法，大概受益于陈寅恪等西南联大著名学者，其晚年学术成果的“井喷现象”，与“联大精神”不无关系。马曜研究云南碑刻的成果，可归之于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范畴，亦可归之于金石学范畴，当然，还可归之于书法学范畴，这些成果的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对当代书学研究来说，无疑具有典范意义。

二、书画序跋。马曜颇善序跋文体，《马曜文集》中有数十篇之多，是其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曜1996年为李群杰（1912—2008）所写的《李群杰书法作品集序》，把李群杰放在20世纪政治、军事、文化以及书法史的背景下写作，这是了解李群杰甚至云南20世纪书法史的必读文章。马曜于1996年所写的《写在江芷庵先生画册前面》、1997年所写的《<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木雕版>序》，大概用了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学的方法进行写作，虽然名曰“序”，实际上也是研究云南美术的重要成果。

晚清民国时期的著名书法家沈曾植先生曾说自己“书学优于书功”，实际上，马曜亦如此，这是所有学者型书法家的共同特点。所以，认识马曜的书法成就，仅仅论其书法艺术是不够的，还应该关注其书学研究。通览马曜先生一生的功业，他更重视民族事业、教育事业以及民族学事业，书法微不足道，但是，其在书法上的成就，放诸云南20世纪书法史也是颇有代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