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峰的父亲曾是大理电影公司的员工，2000年前后，全国电影院开始改制，父亲承担起了剑川县的农村电影放映工作。那时，乡村文化生活匮乏，农忙结束后，乡里乡亲围聚一起看电影成了日常。

杨峰七八岁时就骑着自行车跟随着父亲进村放电影。“那时真的太热闹了，买电影票要排队。如果买不到票，村民们会买站票，站在投影的白墙周围。如果遇到村民家杀猪，一定会打电话叫父亲来吃。无论父亲到哪个村庄，都会有热情淳朴的村民来帮忙抬放映机、拉幕布。”杨峰回忆，有一年，父亲去放映《黄飞鸿》，进门的通道都快被来看电影的村民挤满了。

从小耳濡目染，杨峰决定进入云南省电影学校学习，并于2000年毕业后投身流动电影放映行业。父亲离世后，杨峰开着一辆面包车走村入户放电影。甸南镇有16个村子，每个村子放1场电影，一个月就是16场。影片类型涵盖了爱国主义教育、农业科技推广、法治宣传等方面，既有经典老片，也有当下热映的新片。一般在放电影前，要先放音乐，随后就是一个简短的科教小短片。

过去，流动电影的胶片较为特殊，如何保存一直是杨峰头疼的问题。即使在学校学过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在真正上手实践时，他还是有些摸不着头脑，只能一边学着父亲的样子使用胶片，一边自己摸索研究。“胶片的摆放是有顺序的，如果放的位置不对，电影就没办法放映。”杨峰拿出自己收藏的老式放映机介绍。

从业以来，杨峰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在雨中放映电影。“记得有一次，电影刚开始半小时，天空就开始下雨。为防止设备损坏，我只能暂停播放。可电影太精彩了，村民们都舍不得离开。”杨峰说，他刚要关闭机器，一位老人大声说：“不要关！”没办法，杨峰只能借了一把伞护住放映机，在雨中和村民们一起看完了那场电影。

“电影能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向村民们传达政策法规，同时也能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杨峰表示。

2005年12月，在多方共同支持下，杨峰的红影电影院投入运营。每天清晨，杨峰和妻子会早早来到电影院。妻子打扫柜台，清洗爆米花机；杨峰则会来到电影院大门右侧的小黑板处，用颜色各异的粉笔写出今日的电影放映信息。直到今日，杨峰仍保留着手写海报的传统，也没有采用现代化的营销手段售票。电影院还加入了国家农村电影放映工程，这决定了该电影院每月有固定的放映任务和补贴，加上观影收费，能勉强维持运营。

红影电影院内挂着一块红色宣传牌，上面贴着杨峰与一群学生的合照，写有红色电影进校园公益活动的细节。红影电影院还是剑川县中小学的公益电影基地，学校会定期组织学生观看红色电影。有时，杨峰会奖励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一张电影票。看着孩子们为电影感动、嬉笑、疑惑的状态，杨峰找到了一种不同于对电影单纯热爱的成就感和价值感，他喜欢和观众一起看同一部电影的感觉。

新冠疫情期间是杨峰和红影电影院最难熬的时间，也是他最想放弃红影电影院的一段时间。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剑川县建起了现代化商场，带来了高端化、规模化的电影院。这些电影院的涌入，让红影电影院面临巨大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现代化电影院的观影氛围，红影电影院逐渐不再受到居民的青睐。红影电影院面临的困难是设备老化、资金不足、人才短缺等问题。杨峰通过降低票价、增加场次等方法，希望能吸引大家到红影电影院观影，但作用都微乎其微。好在妻子一直支持他，不论是经营红影电影院还是进农村流动电影放映队。

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和思考，杨峰还是决定不放弃红影电影院。

“《天堂电影院》中有一句台词——生活和电影不一样，生活难多了。”杨峰说，看着空荡的影院座椅，他忽然明白，自己守的不只是胶片和数字的更迭，更是让电影成为“生活一部分”的执念，只要剑川县的孩子还想看电影，他就会一直放下去。

本报通讯员 冯婧 袁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