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彦涛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陶述曾日记·耿马之行（1942）》（以下简称《耿马之行》），就真实记录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历史。

陶述曾（1896—1993年），字翼圣，湖北黄冈（今属武汉市新洲区）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湖北省交通厅厅长、水利厅厅长等职，曾任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在水利工程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抗战时期，为打通国际交通线，他参与组织抢修滇缅公路、中印公路。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南部战事不利后，他又奉命破坏之前修筑的公路。《耿马之行》是陶述曾在耿马实施“破路”并借机开展对滇甸边境各土司、各民族的联络工作的日记汇编。从“修路”到“破路”，《耿马之行》记录下的是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真实写照；从尊奉“老爹”到效忠“祖国”，流露出真切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从“修路”到“破路”，一切都服务于团结抗战的总目标

1939年，陶述曾奉命参与修筑滇缅公路，修建从昆明至腊戍的简易公路。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大举进军东南亚各国，1942年春，日军攻占仰光并继续向北推进。当日军占领中缅边境城市密支那和腾冲时，陶述曾正在孟拱查勘并部署中印公路施工，其工程队被隔离在缅甸。经过20多天的艰难徒步，陶述曾率领技术人员绕过敌人防线回到祥云。《耿马之行》开始于1942年6月1日，即陶述曾回到祥云的第三天。

历史总是令人唏嘘。为防止日军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进攻抗战大后方，蒋介石亲自部署了滇西破路工程。该工程不出意外地又落在了“修路”的陶述曾身上。陶述曾不无悲怆地写下：“我是冒着蛮烟瘴雨去到敌前，亲手毁坏我自己曾费心血筑成的路。”“修路”也好，“破路”也罢，陶述曾之所以没有退却，正是因为这一切都服务于团结抗战的总目标。这次任务还有一个附带任务，就是“下一点功夫联络各土司，使他们对于中央效命”。

事实上，两项任务是并线进行的。“修路”与“破路”，都不是少数几个技术人员就可以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紧密团结当地土司和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只有克服日本帝国主义对各民族关系的挑拨，动员各民族群众主动、自觉地承担起责任，树立起各民族命运与共的理念，方能在精诚合作中共同完成这一任务。

联络土司齐心抗战，见证西南少数民族的爱国之心

陶述曾在接到“联络各土司”这一附带任务后，并不觉得为难，反而“颇感兴趣”。他认为，缅境的土司，“他们的祖先都是中国人，中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把他们看外。我相信他们希望中国好起来的心理也和一般海外华侨差不多，联络他们是很容易的。”在日寇的淫威下，后方盛传滇西土司叛变投敌。陶述曾预判此非事实。他认为，若把滇西土司都视为反叛者、列入对立面，无疑会削弱抗战力量，使日本侵略者获益。即便个别土司投敌，很可能只是权宜之计。事实正是如此，土司罕裕卿被诬陷为投敌，他一见到陶述曾就高兴地说：“我的冤屈可以洗清了。”之后，罕裕卿积极支持抗战并帮助陶述曾联络滇西土司。

1942年7月7日，陶述曾在耿马城组织召开了七七抗战纪念会。参会的有耿马土司罕富廷、孟定土司罕万贤、班洪王代表罕华文、猛角董土司代表罕富寿、缅甸果敢世袭县长杨文炳的代表等，“代表的民族却有汉族、回族、旱摆夷、水摆夷、倮㑩、倮黑、卡瓦、老康、黎索、濮蛮、邦隆、山头、缅甸等十几族。”会后，陶述曾委派曾功武、陈毓汉等向各土司传达会议精神。

果敢麻栗坝土司杨虎臣、猛董土司罕华相接信后，都立即召集地方头人开会，“均热烈拥护七七在耿决议办法”，“表示拥护祖国的决心和归还祖国的愿望”。班洪王胡忠华先是不肯接见曾功武，还将其软禁，后通过其爱妾通译，详释抗战之意义，“忠华感动……召所属十七王行谒见钦差礼，并请代撰电文呈委座，报告拥护中央之决心。”邦隆已投敌并悬敌国旗，但其行政长官马美廷仍派使欢迎陈毓汉一行，并表示：“美廷未尝一日忘祖国。今强敌压境，而国军远在五百里外，不得不与敌貌为妥协……此种苦衷能见谅于祖国云云。”滇缅定界后，永邦卡瓦族土邦划归缅甸。但是卡瓦族土司麻哈“指天誓曰愿效忠祖国”，并拟函给缅境萨尔温江东岸各处酋长，“约一致拥护祖国抗战到底”。

《耿马之行》记事虽仅三个月，文字不过数万，却是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少数民族群众齐心抗战的真实写照，无处不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情感共鸣的时空，它以抗战历史凝聚着集体记忆，以家族情谊维系着情感回归，搭建起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框架和叙事框架。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百年历史经验研究”（21BDJ10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