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溪 余正红 李有文

辛亥革命前后，云南作为西南边陲多民族省份，其革命实践与民族政策具有独特意义。1911年11月1日，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颁布的《施政纲要》明确提出“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一体之国家”，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各族一体”的民族政策。这一政策的形成与推行，与云南军政府重要领导人李根源的推动密不可分，李根源生长于多民族杂居的滇西地区，对民族问题的深刻洞察与实践经验，为这一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各族一体”思想的历史渊源与个人背景

李根源提出“中国各族一体”的主张并非偶然，而是云南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晚清民族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及其个人成长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

云南长期多民族杂居共处的社会格局，孕育了民族和睦共生的历史经验。近代以来，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持续不断，特别是杜文秀大理政权提出的“连回汉为一体”等政策主张，尽管存在历史局限，仍为地方民族关系的处理提供了重要参照，对后来云南军政府的民族政策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20世纪初，李根源作为留日学生中的代表人物，并未简单照搬外来理念，而是立足于云南多民族交汇的边疆现实进行深入思考。其家乡腾越九保地处滇西边陲，汉、傣、阿昌等多民族在此共同生活，使他自幼对边疆民族的社会文化具有深刻体认。这让他能够超越当时部分革命党人“排满”的狭隘民族观念，形成更具包容性的视野。

基于对边疆民族地位与作用的清醒认识，李根源提出“土司守土，历数百年，巩我藩篱，皆吾邦族”的“邦族”观念。这一观念强调，世居边疆的各民族与内地民族同属国家共同体，是守护疆域、巩固边防的重要力量。这为其系统形成“中国各族一体”的进步民族思想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与情感基础。

“中国各族一体”政策的内涵与对时局的超越

云南军都督府的“中国各族一体”政策，是在辛亥革命进程中对民族问题认识的深化和飞跃，其内涵深刻，并在多个层面超越了当时的其他主张。

在革命初期，以“驱逐鞑虏”为代表的口号虽具动员力，但带有明显排满倾向。云南军政府领导人李根源等人迅速认识到，这种狭隘民族观不利于国家统一与边疆稳定。李根源明确提出：“此次建义，实以扫除专制，改造民国为职志。此固政治之革命，不杂种族之问题”，从而在思想层面完成了从“种族革命”向“政治革命”的关键转变，为形成更具包容性的民族政策扫清了障碍。

相较于南京临时政府提出的“五族共和”，“中国各族一体”更全面地回应了中国多民族并存的现实。李根源等人基于对国情的深入了解，主张各民族“其生息于中国者，皆中国人”，云南军政府的政策文件因而明确将西南边疆各民族平等纳入国家建构的视野，这不仅扩展了民族代表的范围，更体现了对中华民族构成复杂性的深刻把握。

该政策的核心在于“一体”与“多元”的辩证统一：“一体”强调共同构建统一不可分的中华民族国家，培育共同的政治认同与命运意识；“多元”则主张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尊重各民族在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保障其平等权利与义务。这一思想与后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高度契合，展现了超越时代的预见性，为理解中华民族作为复合民族实体的内涵提供了早期的重要思想资源。

“中国各族一体”政策的历史意义

作为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推行者，李根源在实践层面也努力贯彻这一思想。在处理滇西土司问题时，他采取安抚与改革并重的策略，肯定土司历史上“巩我藩篱”的功绩，视其为“邦族”，旨在将其纳入新的国家体系，而非简单排斥。在处理具体民族事务时，也致力于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这一政策虽源于地方，却具有普遍性历史意义。首先，它以更包容的视野看待中国的民族构成，强调各民族命运与共的一体性，丰富了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为“中华民族”概念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其次，该政策形成了具有云南特色的边疆治理思路。它根植于对西南边疆的深刻了解，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惠民与文化尊重，对稳定民国初年的边疆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治理经验对后世具有借鉴价值。

[作者单位：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2025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普项目“云南博物馆开展党史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SKPJ202506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