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颖娜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下，一场规模宏大的战略性工业迁移在中华大地展开。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凭借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和资源禀赋，成为全国三线建设的重要承载区。历经十七年建设，云南构建了以交通为动脉、以国防工业为核心、以资源开发为基础的工业体系，深刻改变了边疆经济社会面貌。本文从战略定位、阶段演进、地理烙印和历史回响四个维度，系统梳理云南三线建设的历程与特征，分析其对区域生产力布局、工业化进程和空间结构的深远影响，并探讨其工业遗产和精神财富在当代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启示意义。
战略定位：边疆腹地的双重使命与布局逻辑
云南在三线建设中的独特地位，源于其作为西南边疆和连接南亚东南亚门户的双重地缘属性，兼具“国防前线”与“战略后方”的双重使命。
1964年，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国家启动三线建设。云南依据战备需求，将全省划分为三级区域：文山、红河等35个边境县为“一线”，承担前沿防御；昆明等41个县区为“二线”，发挥中转枢纽作用；滇东北、滇西北58个县为“三线”纵深区，集中布局战略工业。这一“前沿—纵深”的立体布局，覆盖全省70%以上县域，形成了清晰的战略空间框架。
在西南三线建设的整体布局中，云南承担着交通枢纽与资源供给的双重核心功能。贵昆铁路（1966年通车）与成昆铁路（1970年通车）的建成，打通了云南与内地的交通命脉，结束了云南铁路“不通国内通国外”的历史。同时，云南丰富的锡、铜、铅锌等矿产资源得到重点开发，个旧锡矿、东川铜矿等成为全国三线建设的关键原料基地。1964年至1980年间，云南三线建设累计完成投资150.95亿元，虽规模不及四川，但其交通与资源战略价值突出。
三线建设深刻改变了云南的经济社会面貌。通过国家力量系统性植入现代工业体系与技术，云南实现了从农业主导向工业化的历史跨越：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由1952年的12.5%提升至1980年的50.5%。此外，数十万来自沿海和内地的建设者迁入云南，带来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促进了多民族交流与边疆社会进步，为云南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阶段演进：从交通筑基到军工深耕的建设脉络
云南三线建设历时十七年，依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呈现出从交通筑基、军工深耕到调整转型的清晰阶段特征，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建设历程。
第一阶段（1964—1969年）以交通建设为核心，夯实工业发展基础。本阶段以“若要建，先通路”为核心理念，全力攻坚交通命脉。成昆铁路与贵昆铁路是重中之重。成昆铁路穿越“地质博物馆”般的横断山脉，建设者们在极端艰险条件下开凿隧道427座、架设桥梁991座，于1970年全线贯通，堪称世界铁路史上的奇迹。贵昆铁路则于1966年提前通车，标志着云南铁路首次与全国路网贯通，实现了交通格局的历史性转变。同时，昆明钢铁公司完成扩建，由上海支援技术设备，奠定省内钢铁工业基础。此外，一批公路、水利及国防公路同步建成，初步构建起支撑工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网络。
第二阶段（1969—20世纪70年代中期）转向国防工业集中布局，形成“靠山、分散、隐蔽”的建设格局。随着珍宝岛事件后战备压力升级，建设重点转向国防工业。六机部在云南布局了涵盖10个工厂、1个研究所和1个试验场的完整鱼雷研发生产体系，分散于曲靖、楚雄等深山中。航天工业方面，国营西南长征机械厂（5042厂）在楚雄禄丰建设，专攻防空导弹设备。这些企业汇聚沿海技术精英，在封闭艰苦环境中攻坚克难，推动云南工业结构向高精尖国防领域倾斜，至1975年军工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比重达18.7%。地方兵器和电子工业同步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防生产链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进入调整巩固与转型萌芽期。国际局势缓和后，三线建设重心转向配套完善与技术提升。1976年至1980年间，约42%的投资用于技术改造与配套工程。军工企业率先探索“军转民”，如解放军七四三三厂转型生产茶花牌汽车，西南长征机械厂利用军工技术制造兰花牌冰箱，畅销一时。这些实践不仅改善了企业效益，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转型积累了经验。1978年后，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三线建设逐步收尾，但其奠定的工业基础、技术体系和人才储备，成为云南后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地理烙印：战备逻辑下的工业布局与空间遗产
三线建设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战备原则，在云南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布局，对区域空间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散落深山的珍珠”：嵌入山区的工业布局。为满足战时安全需求，许多重要工厂被布局在偏远山区。例如，生产鱼雷的国营西南云水机械厂（5012厂）位于曲靖马龙的群山之中，制造导弹部件的5042厂隐于楚雄禄丰密林，其通讯地址仅为“昆明724号信箱”。这种布局虽保障了战备安全，但也带来企业协作困难、物流成本高昂及职工生活不便等问题。然而从长远看，它将现代工业文明直接植入落后山区，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空间均衡分布，为后续的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历史铺垫。
资源与交通驱动的集群发展。三线工业布局与本地资源禀赋深度结合，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滇南围绕个旧“锡都”形成锡业及相关配套产业群，锡产量占当时全国90%以上；滇东北以东川铜矿、会泽铅锌矿为核心，成为国家重要的铜生产基地；昆明周边则集聚了机械、冶炼等产业，形成四大工业区。同时，成昆、贵昆铁路作为两条关键发展轴，带动沿线城镇（如曲靖、楚雄、玉溪）迅速发展，从农业聚落转型为工业节点，初步构建了云南“点轴发展”的工业空间框架。
“厂社二元”结构下的城乡互动。三线建设形成了独特的“厂社二元”社会空间：围墙内是配套齐全、人员来自全国的现代“单位社会”，围墙外则是传统的乡土农村。二者虽相对隔离，但也产生了实质性互动。工厂建设推动了当地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改善；企业通过采购农副产品、开展“厂社结合”试点（如提供技术、兴修水利），带动了周边乡村发展。这种国家工业化力量与边疆乡土社会的碰撞与融合，为理解城乡关系演变及探索协调发展路径提供了历史经验。
历史回响：三线遗产的当代价值与区域联动启示
云南三线建设留下的物质与精神遗产，对当代区域协调发展仍具重要价值与启示。
三线遗产的当代价值。三线建设通过国家力量推动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地区战略转移，为区域均衡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全国三线建设期间累计投资超2000亿元，显著提升了中西部工业实力。云南通过“三老带三新”等模式，实现了技术、人才与经验的跨区域转移，培育了本土化工业能力。这种“能力建设”效应，为后发地区工业化提供了重要范式。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成效显著。昆明“871文化创意区”、曲靖云水机械厂旧址等通过文旅融合与创意开发，实现了从工业遗址到文化空间的转型，既传承了历史记忆，又创造了经济价值。
对区域联动发展的三维启示。在要素流动层面，应借鉴三线时期国家主导的要素配置经验，在市场化框架下进一步打破行政壁垒，依托既有及新建交通网络（如中老铁路），完善跨省物流通道，促进人才、技术、资源的高效流动与共享。在产业协同层面，可延续“资源—产业”的耦合逻辑，推动西南各省区形成差异化分工。例如，在有色金属领域共建新材料产业联盟，实现从原料到精深加工的协同；整合区域三线工业遗产资源，共同打造跨省红色旅游与工业旅游线路，形成文旅产业联动格局。在空间优化层面，需强化“通道—节点—网络”的联动发展逻辑。既要升级传统交通干线，也要依托新通道培育产业节点城市，推动滇中、滇东北、滇西等区域形成特色产业集群。
云南的三线建设是一次深刻的国家战略实践，它以巨大的投入和牺牲，在边疆地区构筑了工业化的“钢铁长城”，重塑了云南的发展轨迹。其留下的不仅是厂房、铁路等物质遗产，更有跨越时空的战略智慧、发展能力和精神力量。在新时代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回顾这段历史，汲取其“全国一盘棋”的协作精神、因地制宜的布局智慧和艰苦奋斗的创业意志，对于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新篇章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系2025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三项访学计划”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