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钟华

    山，好大的山啊！起伏的苍青色的群山一座挨一座，像大海的波涛你推我挤，延伸到遥远的天尽头，消失在那迷茫的薄暮中了——这是彭荆风先生《驿路梨花》开头的一段文字。

    在我的想象中荆老青年时代就是成天行走在这群山中的一位“解放大军”。他身体健硕，皮肤被边疆的烈日晒得黝黑，穿着一身褪了色的旧军装，微笑着向我们走来。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昆明二中读初中。那时在放映电影《芦笙恋歌》《边寨烽火》《山间铃响马帮来》。因是云南题材，同学们——几乎所有的云南人都特别喜爱。也给我们对边疆的美丽、神奇有了个最初的印象。我们在课间休息时，只要谁开个头，大家就如痴如醉地唱起电影中的插曲来：“阿哥阿妹情意长，好像那流水日夜淌……”“青青河水流不断啊！鲜花开满山……”给我印象之深，至今难忘。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也没想过要知道影片的原作者是谁，只知道是“解放大军”的作品，后来才知道原作者分别是昆明军区的军旅作家彭荆风和白桦。

    直到1980年我才认识彭荆风先生。那年是庚申年，我们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来，“四人帮”虽然打倒了，但在艺术上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我们组织了个艺术社团“申社”，并举办了“申社画展”。彭先生来看了展览，我们开座谈会，他欣然应邀前来，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以后断断续续的时有来往，接触多起来，相互也更了解熟悉了。

    那时他住在西坝的宿舍里，我去过几次。大门上贴着工作时间谢绝会客的“告示”，我也尽量不去打扰。在他家里挂着作家汪曾祺送他的字画。据吴冠中先生说，他与汪各有遗憾，他遗憾没有从事文学，汪遗憾没有从事美术。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是各得其所的，若职业互换了，大概又会有新的遗憾。但彭老是很喜爱绘画的，他也为不能从事美术工作而遗憾。他的掌上明珠孙女楹文自幼热爱绘画与文学，他曾带她来找过我，咨询关于学画与考学的问题。后来，楹文走上了美术事业之路，一直得到他有力的支持和鼓励，甚至是他为之选定的道路。

    他很崇敬沈从文先生，深受其影响。对沈老的访问他写成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沈老抗战时在云南曾是我们家的常客。文中记载，他称我为“姚医生的公子”。在多年前第一次见沈老时，他知道我的家世后，大声对夫人张兆和说“这位是姚医生的少爷！”他保持着民国人的习惯和语言。彭老是行伍出身的革命军人，却与他相处很融洽，表明他们内心深处有许多共同的东西。

    彭老每次见我都要看我的新作，也谈他的创作。他那种锲而不舍、不畏艰辛地深入生活，实地考察，查阅大量一手材料，真是令人钦佩和感动。他那些重量级的作品如《孤城日落》《滇缅铁路祭》《解放大西南》都是呕心沥血之作，具有史诗般的气势，又可作重要的历史文献来读。如《解放大西南》中每个阶段、每个战役，乃至每一篇电文命令，他都作了详实的考证。其中有关于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围困已经起义，但解放军还没到来的昆明。那时我虽然年幼，但对“昆明保卫战”的紧张危急却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比我大七八岁的男子都发了枪，父亲是医生，被组织起来参加了医疗队……读了彭老的书，才使我对那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及高层的决策博弈有了个全面的了解。他的作品虽不乏抒情，但更使人感受到的是磅礴的气势，刚正的气质。

    2006年，北京要成立“中国油画博物馆”（即现在的大都美术馆），中央美院的老师及朋友推荐我去任馆长一职，给的条件颇优厚。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有很深的“北京情结”。我将此事告知彭老，他却摇摇头，说他早知道了。他说：“你现在不该去当什么馆长，应该趁着精力还好，好好地深入生活，用心搞创作。”

    2016年我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大型画展，他听说后，拖着病体在女儿彭鸽子的陪同下，从安宁太平的别墅大老远来到我家，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帮助和鼓励。这个展览在昆明展出时，正是冬天，他穿着厚厚的大衣来看展览，他身体不好，我于心不忍，希望他随便看看就行了。不料他看得很认真，连每一幅画的标签都不放过。那时他住在太平的别墅，三楼有他的书房，窗明几净。我见他的书桌上摆放着我送他的大画册。他说过要写一篇关于我的评论文章，后因健康原因没能如愿。

    他的小院种植着各种花木。在夕照下他站在一棵金桔旁，一片金灿灿。我想起了屈原的《橘颂》，不禁脱口诵出：“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彭老于2018年7月24日与世长辞，我很悲痛。想到他戎马生涯，他的心路历程，他的爱与恨、情与志都镌刻在他一本本的著作中了，我写了幅挽联寄托哀思：

    西南解放壮士横戈历边寨烽火，

    梨花驿路月色笙歌叹孤城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