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瑞刚

    父亲一生与土地打交道，虽然不识字，却很有抱负：参军入伍，保家卫国！但他一生未能如愿。二十出头，就担起了家庭的重任。

    我出生那年，叔叔中学毕业，父亲把他送到了部队。叔叔在部队提了干，父亲穿上了他送的“的确良”军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上对军人格外崇敬。一人参军，不仅全家光荣，仿佛整个家族甚至全村都沾了光。那个年代，物质匮乏，最明显的就是人们身上的穿着，清一色的“北京蓝”浅色棉布服装。“的确良”的绿色军服，成了一种彰显荣耀和高档时尚的标志，谁要是穿了一件“的确良”军服或戴了一顶军帽，小伙子姑娘们羡慕得眼都直了似的。令人梦寐以求又可望而不可及。

    叔叔送过父亲一件五成新的“的确良”军服。那时候，部队换装交旧领新时，叔叔按照当时的规定交了几块钱，就把留下来的“的确良”旧军服送给了父亲。父亲如获至宝，平时根本舍不得穿，只有赶集、进城、走亲戚时，才“着军装”出行，一“着”就是多年。

    每年春节前，大队都要召开军属座谈会。从接到通知起，父亲就高兴起来。开会那天，父亲把之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方方正正、装在木箱里的“的确良”拿出来，看了又看，郑重地穿上，然后走出家门，弯到村子里绕上一圈，隆重地亮过相后，才走上去大队的路。下午，父亲回到家里，从“的确良”兜里掏出几颗水果糖，分发给我们姊妹几人，然后，把手里卷成圆筒的县政府印制的“军属光荣”喜报铺在桌子上，小心翼翼抹平后，用麦面煮成的糨糊，贴在门壁的正中央。一年里，从春夏，到秋冬，每当父亲从田间地头回到家里，看着这张鲜红的喜报，他的疲惫，很快就会化成灿烂的笑容……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小就教育我要好好读书，长大当兵。那时候的农村，有普遍重男轻女的旧俗。但我们家姊妹几个到了读书的年龄，父亲都要把我们送进学校，如果哪个学习不好，他还要去找老师协调留级。他经常嘱咐我们：你们姊妹几个好好读书，读到哪里我供到哪里，虽然贫穷，哪怕借钱化缘也要把你们供出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高考落榜，父亲叫我报名参军。拿到入伍通知时，父亲高兴的样子真是没法形容。那天，他送我步行三十公里，又转乘班车到县城报到，在将启动的列车前，父亲盯着我身上的绿军装，眼睛一直舍不得离开，直到列车鸣笛。他嘱咐我：到了部队，要听领导的话，好好干！在父亲的心里，听领导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听军队的话。

    我考上军校以后，穿上了四个兜的“的确良”军装。那年我回到家里，父亲把亲戚好友都请来吃饭，他的自豪，无法掩饰。

    我在部队度过了二十八个春秋，从曾经硝烟弥漫的云南文山边防，到被称为“世界屋脊”“生命禁区”的西藏高原，在千里边防线上，留下了我的足迹。试想一下：如果父亲当年不让我读书，我也许参不了军，即使参了军，也不可能考上军校。父亲虽然没有给我留下物质财富，但给了我们生命，把我养大，还供我读书，教我立身做人的准则，这是一笔真正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后来，我的女儿和外侄相继考上军校。至此，我们一大家子三代人，有了十名军人，十六名党员。我也像父亲当年嘱咐我一样嘱咐女儿外侄：到了军校，好好学习，听领导的话，积极要求上进，我们一家盼望着你们的喜讯。

    父亲离开我们多年了，他的军装情，原来就是爱党爱国爱军队之情，他的这种正气豪情，永远激励着我们一家，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