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恒雷

《文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第1版）的出现，让人们看到那个熟悉的余华又回来了。小说在富有一定传奇民间故事色彩的笔调中，书写了距今100余年前清末民初发生在黄河与长江间，一位名叫林祥福的普通人，他从中原老家来到南方寻找一座叫“文城”的小镇，那里有他寻找多年的妻子小美。小说在不断地寻找与信念的坚守中徐徐展开，其间诗意魔幻的笔调、对比鲜明的书写、信与义等人性伦理的极致刻画，让《文城》清晰流畅，张力十足。

在我阅读该书的印象里，语言的诗意性，首先体现在作者营造小说氛围上。本来对于小说的书写，无非就是时代背景、人物形象的动作、对话、神态、心理等种种描写，语言的诗意不可能随处可见。这是自然的，因为小说的一大基本功能便是塑造人物形象，而人物由于主次之分、身份各异，乃至包括不同时段讲出来的话也存在差异性等因素，语言不可能是雷同的。那么就需要在此前提下，把握语言的特殊性与诗意性。怎样把握？在我看来，第一是要有文采，同时兼顾人物形象的身份和故事的情境。其次是伏笔，适时的铺垫与悬念的设置，也是诗意语言能够呈现的关键。再者是简练准确，读起来不拖泥带水，干净利落的语言一直受人推崇。

余华以往故事的书写的确就是以他所熟悉的江南一带为故事发生地，这无可厚非，因为几乎所有的作家写作故乡都是本能的。而《文城》写作的重要突破，就是拓展了故事发生的时空格局。尤其是地理上，将视角延伸到千里之外的黄河北边，“那里的土地上种植着大片的高粱、玉米和麦子，冬天的时候黄色的泥土一望无际。他的童年和少年是从茂盛的青纱帐里奔跑出来的，他成长的天空里布满了高粱叶子。”这是主人公林祥福出生以及青少年时代的成长环境。这种环境的描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笔墨，余华将其置于文本前部详细介绍，在于他认为这样的黄土大地生长起来的人就像当地的泥土与农作物一样朴实踏实。所以，当林祥福千里寻妻到溪镇时候，他给溪镇人的最初印象也是与前面的黄土地环境描写呼应的：“一个身上披戴雪花，头发和胡子遮住脸庞的男人，有着垂柳似的谦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

与其相对应的便是另一处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溪镇”——也就是阿强面对林祥福询问他们老家在哪里的时候，阿强撒谎信口说出来的“文城”。这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小镇，“渡过长江以后还要走六百多里路，那里是江南水乡……他们的家乡是出门就遇河，抬脚得用船。”除了地名阿强欺骗了林祥福外，包括溪镇距离长江的里数，溪镇的水乡风貌，乃至阿强和小美的名字，都是真的——可是由于“文城”的迟迟找不到，林祥福误以为连阿强和小美的名字也是假的，以至于当他来到真正的“文城”溪镇的时候，他恰恰没有向人打听阿强和小美的名字，这也是导致林祥福难以找到他们下落的一大缘由。好在，也恰好是因为阿强大部分精确的描述，才让林祥福日后得以准确找到溪镇的位置，并在那里安家落户。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读者随着林祥福南下寻妻，和补文中阿强小美北上投奔京城姨父，再到小美发现怀有林祥福的骨肉时，从长江边再次北归，几次南来北往的书写，展示了清末民初时两大流域的各色风貌、风土人情，将时空格局得以大大拓展。

余华通过《文城》的确展示了他仍然是当前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之一，好看的故事也依然是优秀小说的基础。在《文城》中，余华通过百余年前的历史记忆，对人性进行了较深刻的反思。余华在不疾不徐的讲述里，不光为我们呈现了一条感人肺腑的千里寻妻故事主线，其间展示的诗意的语言与时空格局的拓展等等，都是颇为值得玩味探究的重要文学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