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朋友家里见到一本90年前的留言册，它是我省著名地矿学家熊秉信的旧物。
熊秉信（1913—1974），云南弥勒人。著名矿床地质学家，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云南地质调查的先驱和开拓者。他创建了云南地质调查所，历任云锡公司探矿处副总工程师兼工务长、云锡公司地质调查室主任。1962年受国家冶金部选派赴越南援建，任地质专家组组长，获胡志明金质奖章。1964年调任冶金部有色局副总工程师兼有色地质勘探公司总工程师。系中国地质学会第30届理事，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云南省地质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省总工会委员。著有《个旧锡矿开采种类》《个旧土法开采概要》《云南康藏地轴前寒武纪铁铜矿床找矿分析及找矿方向》等。
熊秉信是著名数学家、教育家、云南大学原校长熊庆来长子，著名旅法雕塑家熊秉明长兄。
这本留言册薄册硬面素色，脊侧包宽边，极简朴，边角已磨损，内页白面，扉页居中有主人一段题记：“老友们，就是那些站在旁边提示着，直等到人生的舞台闭幕的人们。”书写极其潇洒优美而自由，末尾还加了一段优美的西式花边。题记呈方形居页中，四周留白。左页右上端粘贴一火柴盒形的商标，有“北平天津 永兴洋纸行 玫星 商标”及英文相关地址、电话等内容，朴素小巧，似是主人喜欢，偶然剪来贴上的。展览之间，商标与题记毫无违和感，恰恰相反，二者上下、左右相呼应，使整个版面新鲜活泼而匠心独到，似是随意而观之令人神清。与题记内容相应，显示了主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极高的审美素养。
册中有20世纪30年代熊秉信毕业离开清华园时的同学赠言，也有回滇供职、赴美培训友人聚散的惜别、期望与回味。其中一篇占左右一个对开，繁体字直排共19列，署名费孝通。内容如下：
小熊：
在清华里，除了本来熟悉的朋友，最可以闹着玩的，你要算是第一了。我记得开学不久，因为我要补读动物解剖，所以在解剖室里占了一个坐位，对面坐着的是你，旁边是老张。这一个桌上，只有我们三位。在解闷的谈话中，我得悉你是一位喜欢美术而学地质学的人，老张是运动家而学心理的。又知道你也在燕京里念过书，翻起旧帐（账）来，我们该是旧雨。我们一桌人愈做愈慢，老是赶不上人家，原因也许不很复杂，桌子对着门，门老是开着，门外的脚（步）声，那末的引人，使我们，你也许不在内，觉得不抬头看一次，总是一个绝大损失。当然，抬十次头，也不见得看见一次我们所想见的东西，可是，一次一次的抬头，工作却也一次一次的拖迟了。若是这件是可怨诅的事，那末上帝会替我们辩护，因为他是这样造着人的。
一年快完了，还有三四次同桌试验的机会之后，我们也许不会再一面持刀一面说笑的（地）过着同学的福。我愿意把这偶然的巧遇，不但记在这里，并且大家记在心上，等大家老了，再拿出来，笑笑。
费孝通
末尾没有时间。据考，应为1935年左右。这本纪念册现为熊秉信女儿熊有瑾、女婿陈力勤收藏。留言中所说“又知道您也在燕京里念过书，翻起旧账来，我们该是旧雨。”与费、熊二人的履历是吻合的。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师从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布·马林诺夫斯基，所著《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1982年他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另著有《乡土中国》《行行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重要的研究著作。合译有《世界史》《世界史纲》等。有《费孝通文集》（16卷）行世。
1926年熊庆来受聘清华大学筹建算学系后，次年熊秉信与母亲姜菊缘、弟弟熊秉明由南京迁往北京，熊秉信入崇实中学就读。高中二年级下学期时，熊秉信因功课极好而曾提前考取燕京大学，但未就读。1931年中学毕业后，原拟再考其他大学，却因病未考。1932年再考入燕京大学地理地质系，读一年后，1933年又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地质组。即熊秉信在燕京的时间为1932年秋至1933年夏。
在清华大学期间，熊秉信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爱好广泛，擅长绘画、摄影，喜爱体育并积极投身文艺和社会活动，曾当选为清华大学首届“美社”社长。“美社”以研习绘画摄影为目的，此正与留言册中“喜欢美术而学地质”相吻合。
与此同时，费孝通最初考在南京的东吴大学生物专业（医学预科），初心是当一名医生，为病患解除身体痛苦。但待了两年，终在1930年北上，转学进入燕京。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办的大学，在专业的选择上，它有一个美国式民主的选择方式——入学前先听课，明白个人喜好后，再确定学科。这样，费孝通觉得解除“社会的疼痛”比解除“个人的疼痛”更有用，从而弃医从文，师从吴文藻，走上了社会学研究的道路。费孝通在燕京的时间是1930年至1933年。
由上可知，费、熊二人在燕京重叠的时间当是1932年秋至1933年夏，而二人这一时期并未相识。
在吴文藻的引导下，费孝通燕京大学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就读研究生，拜在俄籍人类学家史禄国门下，完成了论文《迎亲婚俗之研究》，并学习了田野调查方法。当然，像许多青春年华的莘莘学子一样，费孝通也收获了爱情的伴侣——燕京大学的王同惠。 “每逢节假日，王同惠抱着书本和作业去清华大学找费孝通，相聚于费孝通在清华大学生物楼专用的一个实验室。”“费孝通和王同惠在实验室一边学习一边谈笑，让这个空间有了爱的芬芳，平日的冷清气氛被一扫而光。”（李昇明 《中国人的自觉：费孝通传》第51页）
这又何尝不是留言册中所谓不断“抬头”而工作“拖迟”的原因呢？
直到1935年8月，费、王二人在司徒雷登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吴文藻、冰心、姐姐费达生等为他们的婚姻祝福，也为他们即将开始的赴广西进行瑶族社会调查这一探险饯行。非常不幸，在随后的广西山区实地考察中，费孝通误陷虎阱身受重伤，而新婚108天的妻子王同惠在求救途中溺水身亡。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 （费孝通语），于此为极！遭受身心重创的费孝通在姐姐的精心照料下，才逐渐走出劫难阴影，后以王同惠署名出版《广西省象县东南乡花蓝瑶社会组织》，作为对亡妻的纪念，此后即远赴英伦，为清华园的青春时光画上句号。
而这一时期的熊秉信，不仅担任美社社长，还于1935年由清华大学地学系介绍，集体参加中国地质学会和中国地理学会成为会员，同年参加了中华自然科学社为会员，该社社员以自然科学家为主，偏于生物研究。“一二·九”运动中，他参加了聚会和示威游行。当年还曾为北京京报社办过《飞鸿》双周刊。1936年毕业后又在生物系读了两个月，然后任地学系袁复礼教授的研究助理，又随冯景兰教授等同往开滦煤矿实习，在《地质谕评》第一卷第六期上发表《北京西山清水潼页岩层》文章，担任清华大学年刊编辑，编辑发行《清华大学年刊》等。1937年父亲熊庆来接到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电报“望你回来，敬恭桑梓”，受邀执掌云南大学，熊秉信乃于当年年底陪侍母亲、相携弟妹返滇。
一行先到天津，从塘沽港登船，经香港到安南（越南）海防，再乘火车沿滇越铁路过老街、河口入境，最后到达昆明。山水迢迢，战事方殷。像多少年来熊庆来奔波于异域求学、算学研究、赤诚报国的途程，而无暇顾及家事一样，作为熊家长子，熊秉信一如既往地承担起家庭的重责。至此，熊秉信结束了旅居北平的求学生涯。
一则留言，透着那个时代青年的模样：个性、清新、生动、有趣……青春的稚气、时代的风采扑面而来。而娴熟良好的书写、一气呵成的行文，与册簿扉页的题记遥相对应，折射出主、客者旗鼓相当的思想文化素养。在古老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艰难时刻，救亡图存与走向现代文明的重任需要他们起而担当。正如1936年吴文藻为王同惠《广西省象县东南乡花蓝瑶社会组织》序中所言：“我们这些幼稚的子民，正在努力地从各方面来救护这颓废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