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千山
“云烟”是云南在全国烤烟界的一块金光灿烂的金字招牌，近百年来曾经创造出了无数的辉煌，但从阅读《云烟奠基人徐天骝》（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版）《徐天骝文选》（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1月版）等书中可知，“云烟”的成功离不开它起步的春城花都昆明。
云南烤烟业滥觞于20世纪初叶的庾恩锡在上海所创立的南方烟草公司，庾恩锡出于当时“实业报国”的初衷，以家族投资卷烟公司，但由于名气、品牌、烟草质量、营销手段等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南方烟草公司运作并不成功，云南的卷烟品牌“唐梅”“金马”“翠湖”“护国门”等，几乎无人问津，公司濒临破产。恰好，当时主政云南的“东大陆主人”唐继尧有开办卷烟产业的想法，于是建议庾恩锡将其卷烟公司回迁云南，在昆明庾园开办了云南有史以来第一家机制卷烟厂，成立了名头响亮的“亚细亚烟草公司”，在系列产品中，冒出了以“重九”命名的一款品牌香烟，用以纪念唐继尧以及庾恩锡胞兄庾恩旸曾经亲身参与过的云南辛亥革命的昆明“重九起义”。
然而，云南政局的动荡以及依然存在的名气、品牌、烟草质量、营销手段等等因素的制约，“亚细亚烟草公司”的经营并不理想，不久依然濒临倒闭。龙云主政云南，“亚细亚烟草公司”演化成了“南华烟草公司”，香烟品牌再次重新命名（计有“明珠”“百寿”“鹦鹉”“喜鹊”“仙鹤”等6种），但经营业绩依旧不理想，根本原因在哪里呢？
其实种种原因分析起来，根本原因就是一种，云南烤烟的原料不行。出于历史的原因，云南本地并不种植烟草，偶有种植，也基本不成功。卷烟厂成立以后，磕磕绊绊走来，云南卷烟的烟叶原料都得依靠外来，河南许昌的，山东青州的，当然最好的是美国的烟叶，但当年美国对烟叶垄断，贸易禁运，烤烟原料问题成为了云南卷烟生产遇到的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瓶颈口”。
最终破除这个瓶颈口的就是著名农学家徐天骝先生（1901.4.29—1989.6.19)。徐天骝，本名嘉锐，祖籍云南大理，出生于曲靖，生长于昆明。徐家是一个书香门第的教育世家，徐天骝胞兄徐嘉瑞就是云南著名的一代文史学家、教育家。徐天骝自幼就有“实业报国”的志向，1919年在天津补习功课时认识了周恩来，随后在1920年追随周恩来、赵世炎、李富春、陈延年、王若飞等赴法国勤工俭学，追求真理与科学，是当时云南籍唯一的留法学生。7年的勤工俭学，他选择了学习农业科学，经刻苦攻读，他最终荣获法国国立瓦乐耶大学国家博士和巴黎大学农学博士双学位。学成以后，他婉拒了法国导师挽留他在法国工作的机会，毅然告别法国，回到了故乡昆明。
在法国学习过程中，徐天骝已经充分意识到烤烟对发展经济、富国利民有极大的好处，特别是故乡云南，更需要烤烟产业的发展，他也了解到一些云南烤烟产业发展不良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当他1927年10月学成离开巴黎即将回国之际，导师乐杰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回答说：想要一点美国烤烟的良种带回国去试种。导师欣然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这位学成的青年农学家带着珍贵的美烟良种，拜别导师，告别法国，回到了昆明。
回到昆明后的徐天骝，除了先后在省立高级中学、省立一中、省立高级农校、省立师范学校、东陆大学、云南大学、昆明农林学院等学校任教，培养了如赵琼仙、聂耳、张增智、卓琳等重要人才外，他一直念念不忘的是他的“烤烟梦”。他从法国带回来的美烟良种，他找花盆、菜地等进行过试种，初步掌握了一些美烟良种的特性，但具有一定规模的种植并最终进入烤烟厂作原料，还有相当距离。因缘聚合，1929年11月，在担任众多职务的同时，他被龙云任命为昆明大普吉昆明农事试验场场长。又是7年时间，在大普吉，作为农学家的徐天骝，培育和找到了最适宜云南引种的美国烤烟良种，换句话说，美国烤烟良种种植、培育是从昆明大普吉开始的。在省主席龙云的支持下，几年后，美国烤烟良种在云南全省得以推广，特别是徐天骝在蒙自草坝8万亩荒地开垦种植出的美国弗吉尼亚“大金元”烟叶，一鸣惊人，最终成为云南烤烟的最佳烟叶良种。
“大金元”的种植成功，极大地改进和推进了云南烤烟业的进步，最后成就了云南烟草产业的崛起以及“大重九”“云烟”等云烟品牌的辉煌，徐天骝也被称为“云烟奠基人”“云烟之父”和云南烟草产业的开拓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烤烟行业，他又成功解决了烤烟良种的进一步引进、选定提升、栽培、烤制等关键性技术环节，系统整理出一整套符合云南特点的烟草栽培、烤制、管理技术理论，指导生产出的云南烤烟，在1953年全国烟草质量首次评比会上，一举夺得了全国烤烟桂冠，闪现了“云烟”这块金字招牌的光芒。他首先倡导实行的烟草生产管理科学化，开创了云烟现代化生产管理先河。他几乎毕生从事烟草的科研和烟草产业的推广，殚精竭智，死而后已，因此，在他逝世的追悼会上，人们虔敬地把一块“云烟始祖”的赠匾悬挂在会场中央，作为云南人民对他的崇高的盖棺之誉。
“云烟”优良原料从昆明起步，我们除了不能忘记徐天骝先生之外，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等的功绩也不能忘记。
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用美国的一笔庚子赔款基金，设立了一系列清华大学研究所，其中金属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以及农业研究所的植物病理组和植物生理组就设在大普吉。在大普吉，植物学家汤佩松、殷宏章、娄成后、俞德浚、蔡希陶、吴征镒等都聚集于此，做实验，阅读，进行学术研究与探讨，那时的大普吉与黑龙潭，是昆明两所齐名的中国植物学研究中心。抗战前期，因为经费充足、人才济济，大普吉的农林植物所一度比黑龙潭更为兴旺，后来黑龙潭更兴旺，今天仍然是农林植物研究的中心。抗战后期，由于资金不足，农林植物所在俞德浚所长、蔡希陶副所长的带动下，种植烟草、繁育良种，开办农场，种花、种菜，同时为科学研究留下了难能可贵的资料和研究成果。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北归，但根植云南的农林所则继续留守。1947年秋俞德浚前往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进修，农林所由蔡希陶主持所务。蔡希陶将农林所西面的一块荒地辟为农场，除栽培土豆、蔬菜等维持生活，主要地是将徐天骝引种栽培成功的“大金元”草烟品种进行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和改良，他亲手砌起烤烟房，尝试烤烟的成效，研究科学数据，大伙同甘共苦，在研究所只剩下8人的情况下，烟草的种植与研究仍在继续。
如果说徐天骝在昆明播下了美国优良烟种开拓了云烟的辉煌之路，那么在徐天骝离开昆明到草坝等推广种植“大金元”后，昆明的烟草种植和植物学方面的研究就是由蔡希陶为代表的一群植物学家接力完成的，他们都共同为云烟的产业道路做了可贵的铺路石，蔡希陶先生后来也成为了誉满天下、功勋卓著的一代著名植物学家，“生命之树常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