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千山
冯至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小说家、翻译家和学者，他是多面手，曾担任过上海同济大学、国立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授以及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成果也无比丰硕，他的小说《伍子胥》、学术专著《杜甫传》《歌德论述》以及翻译的歌德、海涅、席勒、里尔克、布莱希特等的经典作品，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纵观冯至先生的一生，诗歌的创作与翻译无疑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冯至是幸运的，因为在未及弱冠之龄，他就能够在大学校园里熏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春风，而他在著名文学社团浅草社和他与杨晦、陈炜谟、陈翔鹤等发起的沉钟社里，又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先生等的影响和指导，因此，他走上的是一条文化的锤炼与收获之路。
诗歌是他最早进入创作的领域，一出手就显示出青年诗人冯至的不凡。他的《我是一条小河》《蛇》《吹箫人的故事》《帷幔》《蚕马》《寺门之前》等，是传诵至今的著名现代文学诗歌抒情名篇。到了1927年和1929年诗集《昨日之歌》和《北游及其他》的出版，他的作品除了“抒情幽婉、想象独特、音韵和谐”的浪漫情调之外，更增添了对“现代”的思考和观照，T·S·艾略特等现代诗歌大师的影响已初现端倪。20世纪30年代初他留学德国，里尔克的诗歌理论和作品又无比深刻地影响到他，从此，一个独具特性、沉迷于思考和寻觅的优秀现代诗人走上了诗坛，鲁迅先生敏锐地发现，这是一个“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1939年至1946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德语教授的七年多时间，应该是冯至诗歌创作成就最高的时期，他创作出了《十四行集》，成为了“西南联大诗人群”中的领军人物，为中国现代新诗百年发展史树立了一块印记鲜明的里程碑。
回顾中国现代新诗百年，大致的脉络是清晰的。除去新诗草创时期的胡适、刘半农、康白情、刘大白们不论之外，中国现代诗歌主要就是两条脉络，一条是现实主义的诗歌，一条是现代主义的诗歌。两条道路，都有不断成长、成熟（当然也包括曲折、坎坷）的过程，诗人们的创作理念、创作方式以及所指对象不同，诗歌作品呈现出的形态自然也各有春秋，这姑且不论。冯至的诗歌创作道路属于后者。
百年以来，中国现代主义新诗创作的成果是令人瞩目的，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道路上，郭沫若、胡风、柯仲平、田间、李季、邹荻帆、贺敬之等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而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道路上，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九叶派”诗人等也佳作频出，让诗歌吟咏的对象变得更广阔，更深远。中国的现代新诗宛然形成了与发展数千年的传统诗词双峰并峙的中国的“马楚·比楚”山峰。
如果把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分为几个阶段的话，我以为，除了尚不成型、风格庞杂的草创时期诗歌外，以“新月派”“象征主义”为代表的一群诗人，分别吸纳了英美象征派、唯美派等诗歌流派和作品的影响，他们以李金发、徐志摩、戴望舒、朱湘、邵洵美、林徽因等为代表，创作了一批足以增进“新诗文化自信”的作品，为中国现代新诗发展树立了一块里程碑。之后，由于抗战爆发，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抗战救亡成为了时代的主题，“七月派”“街头诗”“大众文艺”等共同谱写着时代的“洪波曲”，即便如象征主义代表诗人的戴望舒也写出了《我用残损的手掌》这样充满豪情正义的诗歌。但那个时期，在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史上的另外一块里程碑，却树立自创造世界教育史奇迹的国立西南联大校园，它就是“西南联大诗人群”。
“西南联大诗人群”的概念提出时间较晚，大约在20世纪的90年代中期，由诗人杜运燮和诗歌理论家张同道提出，但关于它们的研究实际滥觞于西南联大闻一多先生的《现代诗抄》，只是因为闻先生后来不幸为民主而献身，该项搜集与研究工作中辍了。这一停，数十年时间过去了，当年在“西南联大诗人群”中各领风骚的诗人们，大多成为了著名的翻译家或文学史家，他们的作品很长时间以来，几乎湮没无闻。
新时期诗歌时代的到来，随着《白色花》《九叶集》以及穆旦、卞之琳、冯至、郑敏、袁可嘉、杜运燮等人的诗歌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西南联大诗人群”为中国现代新诗发展树立了另一块里程碑。他们把20世纪以来发扬光大了的英国玄学派诗歌现代派理论引入到中国新诗的创作实践中，把埃兹拉·庞德、T·S·艾略特、里尔克、威廉·巴特勒·叶芝、洛尔迦等的现代派诗歌传统糅入了中国新诗，创作出了许多诗歌经典，“西南联大诗人群”唤醒了诗人的“自觉意识”，“推进了中国现代诗的转型”（张同道《中国现代诗与“西南联大诗人群”》）。
“西南联大诗人群”至少在两个方面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第一，它将诗人们从象牙塔里拉入到现实生活中，高超的艺术水平和独立精神并不排斥生活，特别是关乎到民族命运、国家兴亡的时候，二者应该是统一的，自利也是利他的，穆旦能够写出《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反攻基地》《森林之魅》，杜运燮能够写出《号兵》《游击队歌》《滇缅公路》等，正是因为他们参加了远征军，深入到了中国战场用血肉铸成的生命线，闻一多能够拍案而起，民主精神已经成为了他生命中最醒目的符号。第二，“西南联大诗人群”把诗歌的智性元素和诗学主题进行了深入的多维的开掘，这大大拓展了新诗创作的领域，也为新诗的未来打开了眼界，明了了方向，在这一点上，冯至先生就是一个榜样，他没有辜负鲁迅先生当年独具慧眼的评价。
冯至在昆明和西南联大前后有七年半的时间，除开教学、翻译、学术研究之外，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他个人创作的顶峰，具体成果就是他这个期间结集出版的新诗集《十四行集》。有人评价它：“悉心表达的都是来自日常生活的存在体验与生命感怀，而达到了非常精深的思想境界，特别是对人这种存在者之生死悖论的思索与生命意义的探询，对个体存在的孤独性、有限性的自觉沉吟和对存在者相互关情、相互敞开以至于生死共在之境界的庄严歌咏，由此诗人着力弘扬一种严肃生活、勇于承担、多所关怀和敢于开拓的人生态度。这样的诗，其严肃凝重的艺术格调和深邃精微的思想深度，不仅在中国新诗中而且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是前所未见的，并且在艺术表现上深入浅出、平易近人，显示出诗艺的成熟。”（谢志熙《冯至的诗与思》，《光明日报》2017.5.22）
其实，《十四行集》所凸现的意义还远不止此，因为人的智性实际上是在等待自性的苏醒，每一个人的灵魂一旦寄入生命，五光十色的现实世界会让你迷失了回家（智性世界）的路，真可谓“此身如寄”！怎样重新拾回丢失的智性，只能不断地反省、回顾、思考、感悟，诗歌就是连接自性重回智性的道路，诗的词语、形式、意境、隐喻、象征等等，都是铺设这条道路的石子，照亮这条道路并指明方向的北斗星。冯至用《十四行集》探寻了这条道路并深入了智性的世界，用《十四行集》在“西南联大诗人群”中树了块碑，在中国现代新诗发展道路上树了块碑。《十四行集》还充分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十四行诗（又称商籁体）是西方诗歌中的格律体诗，冯至选择它作为自己唤醒智性的载体，是大有深意的。他以里尔克艺术精湛的变体十四行诗《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为模板，探索了汉语在商籁体的表现方式，探索一种“等效翻译”（金隄语）式的创作，他把中国古代诗歌的音韵美、形式美、用典美等等运用到《十四行集》的创作中，“把中国新诗提高到可与最完美的中外古典诗歌相媲美的水平”，功莫大焉！
西南联大时期教授们的生活是清贫拮据的，为了躲警报，又不得不寄居到离城数公里甚至十数公里的郊外。冯至先生也是如此，每逢到学校上课、教学，他总是徒步往返，这路上的一草一木，一石一瓦，一花一露，风风雨雨，人马车流等等，都成为了他构建《十四行集》的素材，成为了构建“西南联大诗人群” 《十四行集》的灵感来源，因此，我们也为美丽的春城昆明感到一种骄傲，一种来自现代诗歌的骄傲。谨向中国现代诗歌行程中的重要镌碑者之一的冯至先生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