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冠南

一

人皆可以为尧舜：反套路的英模造像

《桂梅老师》是一部英模戏，与全国其他历时或共时的同类剧作一样，它是一部以英模人物为对象的歌颂式剧作，但却显现出了精彩的个性内容。

个性内容集中地体现在作品“反套路”化的英模造像上，它以祛魅的方式来重塑形像，并以这样的叙述方式去追问英模何以为英模，在一次又一次的否定中去讨论、去思辨，最终再造英模、重塑形像。从观赏的效果来看，这让观众耳目一新，随后便跟随着编剧的思考层层深入、去寻找人格的根本和民族的答案。演出效果证明，这一深入寻找的过程是成功的，答案是：人皆可以为尧舜。

这也是个反套路的答案。

按套路化的思维，英模往往能人所不能，在一遍又一遍的歌颂中，他们是高大神圣的。对他们热泪盈眶地歌颂，既让人们在理智上心怀感佩，但往往也在情感上如隔岸观火——因为，他们的伟大，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可是，作品表达的内容是，英模是可以为人民群众所学习的，因英模本就从群众中来：英模事迹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撑里完成的，英模人格是在人民群众的热土上淬炼而成的，编剧借桂梅老师之口也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到这里，英模的意义就凸显了，他们不是神，而是人，真正伟大的不仅仅是英模本人，更有那塑造英模的人民群众。

如此，编剧才在剧中让张桂梅“出声地思考”，思考的是“热土”，是人民和历史带给她的感动，是党员群众对她的帮助，而她则以教育事业回馈着这种帮助，甚至于“爱的良性循环”来自于每一个人而不是某一个人……这种思考是特别必要的，也是特别激动人心的，它使《桂梅老师》从单纯的套路化英模宣讲变成了思辨性追问，它使得几乎要被人为“造神”了的桂梅老师重新走下神坛、回归为“人”，在这一过程里，观众的心被点燃了，我们带着温暖的心情，回首望去，那神坛之上的神，被替换成了人民群众的集体群像——那正是我们自己！事实是这样的，因为：创造历史的是人民，而人民皆可以为尧舜。

二

“来时的路”：视觉符号与思想内涵

在上述“反套路”的叙述框架里，《桂梅老师》的“歌颂”，就不仅只在张桂梅本人身上了，它还歌颂着党领导的人民群众。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桂梅老师》就不仅是一部歌颂英模的作品，而是以“歌颂张桂梅”的示范为案例，实际指向的是：我们如何对待“歌颂”这件事情。

因此，当张桂梅面对宣讲队说出这样的台词——“宣讲可以，但要把我当人”“赞美多了，就忘了来时的路”——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不仅作用于“歌颂张桂梅”这一话题范围，更作用于“歌颂时代”“歌颂人民”“歌颂中国共产党”这一更为宏大的文艺话题之上。毋庸讳言，今天，一旦涉及此类的“歌颂”，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空洞的讴歌与片面的宏大，似乎歌颂就必须喊口号连接到一起，可实际效果却是，这类“歌颂”越多，效果就越差，这是“歌颂”的问题吗？

《桂梅老师》表达的不是“歌颂”本身的问题，而是“歌颂以何为前提”的问题。歌颂的前提，是“来时的路”，换句话说，就是“初心”何在。于是，我们注意到，演出现场，唯一贯穿始终的视觉符号就是“路”。这一符号内容不仅体现在舞美主体（台阶）上，同样体现在人物服装上，布料层层堆垒，形成了与舞台上的“路”相似的视觉肌理，此外，演出的节目单上，“路”的视觉表达也作为平面底纹被无声地强调，可见，“来时的路”对于作品的重要性，不看清楚来时的路，就无法宣讲出桂梅老师的真正精神，更无法真正完成“歌颂”这一行为本身。

那么，“来时的路”是什么呢？剧中呈现的是信念建立的来源和人格构成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创业过程中的筚路蓝缕的艰辛，是生动可感的如江姐一样的诸辈先烈，是张桂梅小时候遇到的无私救灾的共产党员，是政协委员排成一排的庄重鞠躬，是默默无声捐款让她回家的机票，是山区女人宁愿走路翻山也要捐出所有钱的质朴，是出租车司机绝尘而去的“钱不要了”，是每一个人心里的善良与爱……这就是“来时的路”，这条路不是由某一个人铺就，而是整个民族集体筑成的。当观众看明白了“来时的路”，于是，也就明白了、理解了、更认同了什么是“大爱无疆”，因此，也就认可并参与了对张桂梅的“歌颂”。

歌颂张桂梅是如此，而歌颂共产党、歌颂人民、歌颂时代也必须如此，我们必须要深入学习如何理解党、人民、时代“来时的路”，才能够完成虔诚的、实至名归的、真正的“歌颂”。因此，当我在剧场里与《桂梅老师》相遇的时候，当那涤荡心灵的深沉思辨显现着纯净珍贵的“初心”的时候，我对这一作品，产生了无尽的珍惜与敬意。

三

性别议题：女性解放与“人”的解放

我珍视《桂梅老师》，于是尤其关注剧目巡演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剧中，当桂梅老师说到“别忘了你是女孩，你以后要当妈”“不会干活你怎么当妈”的时候，激起了个别的追问。这些追问是在当下颇为火热的性别议题的话语框架里形成的，大抵的内容是：让女性“当妈”、或强调女性身为“妈”的家庭角色，依然是一种男性视角下的性别规训，因此，这是对张桂梅的曲解。

其实，这样的追问，实质上是涉及到了不同认知话语框架的差异性，即不同话语框架下的人们有着对“张桂梅”不同角度的理解。

经过持续的观察，可以发现，认知差异的焦点在于，张桂梅对这些女孩的“解放”，是从性别的规训中解放，还是从贫困的压抑中解放？前者，是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水平以后、身份政治话语框架下的性别意识自觉，是一种发展需求，而后者，则是物质生活尚未得到保障的情况下的生存需求。经典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生理需求是一切的基础，其次，是安全需求及其他，今日新潮的宇宙社会学也告诉我们，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求。也就是说，对于云南山区上不起学的孩子们来说，得先从贫穷的生存困境中解放出来，然后才能有别的可能。事情要靠做，而不是靠说，这也恰恰说明了，张桂梅以行践知的务实之举和云南山区基层教育工作者群体的伟大之处。

从这一点来看，非要要求《桂梅老师》的主创从女性视角来书写张桂梅，反而是把张桂梅看小了，没有太大必要。因为，张桂梅的事业，首先是“人”的解放，最根本也是“人”的解放。

对于一部作品来说，追问意味着活力，讨论意味着思想的交锋，其实，这是生命力的体现。自首演开始，关于《桂梅老师》的追问和探讨其实从未停止——从省内到省外，从昆明到北京，我们荣幸且自豪地见证着它的生命力，它以生动且深邃的剧场表达，不断地与全国的观众发生着心灵层面的互动，艺术作品的持久隽永，正当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