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千山

癸卯清明时节，一个来自昆明的“文学象群”北上京城，在当下中国文学版图上留下了一次独特的旅行。

4月3日，由中国作家网、昆明市文联主办的“从西南崛起——昆明作家群北京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邱华栋、王杨、徐可、顾建平、张莉、西渡、陈涛、丛治辰、李蔚超、周伟驰以及缪开和、陆毅敏、李朝德等作家、评论家针对以张庆国、陈鹏、半夏、包倬、祝立根、胡兴尚6位昆明作家为代表的“昆明作家群”创作进行研讨。

6位作家都是当下“昆明作家群”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与会者认为：小说家张庆国创作逾40年，其创作体量丰厚而庞大，他是中国当代文学图谱中一位“贯穿式”的实力派作家；半夏的写作在当代散文和非虚构创作中独树一帜，她的视角关注山川风物、鱼虫草鸟等一切大地上的生命；陈鹏的小说充满实验性和形式感，其内里充沛着生机和创造性的锐利感；包倬的创作体现出一种幽默感和对现实敏锐的捕捉能力，能对一闪而过的瞬间迅速进行美学的审视和文学性的升华；两位诗人胡兴尚和祝立根，诗歌亦各具特色，令人瞩目。

6位昆明作家的创作激发了与会者的研讨激情。张庆国的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他说自己“年轻时候总是雄心勃勃，希望写出伟大的作品”，那时他热衷于先锋式写作，不过近几年，他的观点发生了转变，作品更多地选择“落在实处”，去年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犀鸟启示录》最近获得了第九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评论家徐可评价其作品写作沉着、用心用情、技巧娴熟，小说《马厩之夜》就是一部指向历史深处和生命本身的文本，在叙述的方式上具有很强的个性与探索性。在作家顾建平看来，张庆国作品富有幽默感和批判精神，其作品中关于城市中非主流、半边缘人物的书写和行云流水般的流畅叙述一下子就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张莉对张庆国的小说《黑暗的火车》的情节记忆十分清晰，她对作家建构故事的能力十分认可，对其故事叙述里有明亮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的明暗缠绕性叙述印象深刻。彝族作家包倬的作品中有强烈的地方性，但是这种地方性不是风光化的书写，而是民族性的书写。张莉认为，包倬致力于探寻少数民族精神意义上的意志性的东西，不回避他的地方性、民族身份，但作品同时有着现代性的内核，探索精神意义上的困扰，这是超越了民族的。与包倬相比，陈鹏作品和写作引入了一种世界文学气象。而半夏的作品是走进旷野、荒原，观照虫子、观照自然、观照万物得来的，这是一种博物学意义的写作。对它有兴趣，去感悟它，把它描述出来，这就是博物志最初的写作，其秉持对动物、植物的关爱之情深入阐述了生物周期的节律，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温情。诗人西渡评论认为昆明祝立根、胡兴尚两位诗人创作有一些共同的特色，他们都受惠于云南这片土地，有一种共同的地方性，还有一种朴素的直觉的自然哲学，这种自然哲学不仅体现在他们如何处理自然题材上，当他们在创作中处理自我，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处理生命经验时，都体现了一种自然哲学。当然，两位诗人的风格不同，胡兴尚的诗比较克制、内敛、集中，祝立根的诗则写得更铺陈。周伟驰认为胡兴尚的诗总体倾向于哲理，是由思考而成诗，有一种传统深厚的感觉，与完全世俗化的生活截然不同。而祝立根的诗歌创作倾向于行为和叙述，对于普遍的日常，表现出地方经验的独特性。

4月4日，研讨转换为对话。由十月文学院、昆明市文联主办，昆明作家协会承办的“边地，或中心”昆明作家群与北京作家群对话活动在十月文学院举行。宁肯、赵兰振、赵大河、杨碧薇、陆源、李潇潇6位北京作家和张庆国、陈鹏、半夏、包倬、祝立根、胡兴尚6位昆明作家就文学的地域色彩、中心意识或去中心化、当下异质性写作的困境和可能、作家如何走出“影响的焦虑”等议题展开面对面的对话。

此次对话交流，重心不在作家是处在“边地”或者“中心”，而是昆明和北京两地作家如何加强交流和合作，就文学创作展开更深入的探讨，共同走向更广阔的文学世界。对作家而言，最重要不是身处“边地”或者“中心”，而是写出真正有分量、有力度、有影响力的作品。作家赵兰振认为，有时作家身处边地，反而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古今中外，例子很多。蒲松龄在并非文化中心的山东淄川县当了30年的私塾教师，却写出了流传至今的《聊斋志异》；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一生都生活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小镇，可他的主要作品《圣殿》《我弥留之际》《喧哗与骚动》《村子》等都是在这个“邮票大小”的小镇“约克纳帕塔法”完成的。所以，作家的文学创作与“边地”或“中心”并无太大关系，只与作家的才华和对文学的认知与定位有关，作家应该提高对文学的认知和品位，用心灵审视现实生活，通过故事呈现出来，建构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胡兴尚认为，从更长的时间来看，伟大文学作品诞生的地方应该就是文学的中心，比如福克纳的奥克斯福小镇，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麦克劳德的布雷顿角等，都可看作文学的中心。所以，当我们在谈地方性写作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所生活的土地、如何避免惯性的或者无效的写作、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展现地方的独特性，这是摆在所有写作者面前的难题。在诗人、鲁迅文学院教师杨碧薇看来，所有的文学概念其实都是被建构起来的，如果我们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去看待历史叙述，处于不同的历史立场，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历史结论。当我们谈论“边地”或者“中心”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所谓的“边地”或者“中心”都在被不断地消解中，在人类的后现代生存环境下，所有东西都在被扁平化和无聊化，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被纳入了一个非常模式化的生产机制。所以，任何作家面临的最大考验是来自人类生活的系统化和高度的理性化，比如科技发展对人的驯化，这些都给作家们带来了巨大的考验。80后壮族作家陆源从语言角度谈到，“边地”或“中心”的外延其实非常丰富，在他的家乡，着火不写成“着火”而写成“走水”，这种语言的独特性势必会影响作家的写作。在他看来，一个作家借助方言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就必须深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呈现民族特色。当然，作品呈现异质性的同时也要兼顾普遍性，纯粹的异质性写作会流于符号化，无法完成文学交流和对话。在李朝德看来，“边地”或者“中心”的概念，其实都是相对的。相对于北京，昆明处于“边地”，相对于整个云南，昆明又是“中心”，出发点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不管如何，我们热爱文学，对文学的内在要求都是一样的，即便我们的文学外在表达和形式不一样，但它内在的美学标准和美学追求是一样的，是统一的。而地域文化的千差万别，反而会给文学带来更为丰富多彩的面貌。北京作家宁肯认为，无论身在何处，文学永远指向作家的内心，对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回到内心。任何事物表露出来的内容远远不及它根系下面的内容，就像沙漠里的植物，露出来一点，但下面隐藏着更为庞杂的根系，写作也是这样，作家要回到记忆生长的地方，不断向下挖掘，向着自己的根部和记忆深处挖掘。挖掘越深，作品中异质性特征就越容易显现。祝立根与张庆国都认为，在云南写作是幸运的，因为它有很多陌生化场景和异质性元素，但要把地方元素写透，写出力量感，就需要深入了解和体验云南历史文化和方方面面的生活。作家半夏希望通过她的创作传达这样一个观点：人与世界上所有物种都是生命共同体，都休戚与共。作家赵大河谈到：作家以何种眼光看待与自己相关的地域文化很重要，鲁迅离开绍兴重新观察绍兴，沈从文离开湘西重新观察湘西，都获得了世界性的眼光和视角。在包倬看来，作家其实并不需要刻意呈现异质性，因为异质性深植于作家骨子里。北京作家李潇潇认为，作家才华重要，而时代也非常重要。大数据时代的写作更多地需要世界眼光，作家的学者化、百科全书化是一种时代的要求。陈鹏坦言，作为昆明作家，虽身处地理意义上的“边地”，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昆明作家写作的雄心，只是不要把地方写作当成简单的风情展示和符号展览，要深挖进去，要走出书屋，走向旷野，走进更大的世界。

“昆明作家群”这次跨越3000多公里的“一路北上”，对云南作家、对昆明作家的创作意义重大。两场研讨与对话，醒目而深刻。昆明市文联主席陆毅敏表示，文学作为重要的精神载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承担着重要任务。作为云南省会，昆明非常重视本土文学发展，昆明之所以提出“崛起的昆明作家群”的构想，目的在于聚焦新时代昆明的文学创作力量，研讨创作实绩，以期用更优秀的文学作品展现新时代云南和昆明的精神与文化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