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红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马克思曾说：“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的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我们今天开辟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源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只有深刻把握厚重的中华文明，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才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保持连续性的不中断的文化的典范。之所以会有这种连续性，在于中华文明内部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始终贯通的“内圣外王”的理论结构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延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种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又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根据时代特点呈现出不同的内容，比如中华学术脉络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表现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等特色。这些内容涵盖了大量有关治国理政、经济管理、社会伦理等方面的精髓要义，如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等，至今仍给我们以深刻启示。20世纪80年代，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出倡议：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从中国孔子那里汲取智慧。中华文明蕴含的无穷智慧，显现出它消弭戾气、驱除偏狭、抑制凶顽的可贵效能；中华文明的特有魅力，必能促进世界文化朝着繁荣稳定、公平正义、秩序和谐的方向健康发展。这种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是一种高度早熟且发达的文明。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天下观。早在《诗经》中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分裂”和“统一”的更替变换，“统一”始终是主流，是全民的坚定信念。这种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主不可欺、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展开于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之中，如果忽略了这一过程，便很难把握其丰富的内蕴。换言之，中华文明不是停滞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比如两汉时期，儒学经学化，儒学通过吸收其他派别的思想而使自身有了较大的发展，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层的需要。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对传统儒学的诠释都是对传统儒学和以传统儒学为标志的中华文化的里程碑式的突破性发展。中华文明在诠释中生长，不断被诠释也成为了中华文明特殊的一种生长方式，显示了中华文明极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农耕文明“靠向自然索取而生存”这一根本性质决定不需要靠杀戮抢劫而生存。中华文明不怕艰险吃苦耐劳、敢于向自然抗争改变命运求生存、善于摸索、精于实践、妙用规律等特征，使农业文明时代中国人向自然索取创造财富的能力举世无双——不管如何艰难困苦，只要能生存下去，只要有和平环境，中国老百姓总能在短时间内创造出世人无法想象的财富来。这与一些国家热衷于搞侵略、欺凌、霸权主义的“霸道”根本不同。这种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民族性、母体性、根源性的民族文化的根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系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