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航满

《苦雾抄》是止庵的第14本随笔集。他之前的13本集子，我都买来读过，且写过一篇《止庵文集识小》。当代作家中，止庵是我一直关注且喜欢的。我读他的第一本书是《六丑笔记》，记得是在南京图书馆的开架阅览室里借到的，当时只是觉得书名比较奇怪，写的内容也是我喜欢的方面。20多年过去了，我从他的一位读者，变成了与他相识的忘年交，他的书，也一直关注着。他曾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朋友介绍我与他认识，在三联书店附近，赠我一册《如面谈》；另一本是我去他家中拜访，他赠我一册刚刚出版的《茶店说书》，还特别赠了一叶自印的藏书票。我后来编《中国随笔年选》，他是我遴选随笔最多的一位，总计大概有六七篇。有一年，他的著作《惜别》出版，我选了其中一章《母亲与读书》，有次在人民大学的一个新书讨论会上，他告知这篇并非全书最佳；由此他也多次推荐新作给我，其中便曾给我发来著作《画见》中的章节《画廊故事·女人（一到八）》，似乎那时候他还没有决定将这本书命名为《画见》。他还发来过一篇《我的父亲和他的诗》，收在这本《苦雾抄》中。

《苦雾抄》首篇为《春夜讲唐诗记》，刊发在2020年《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我倾读之下，便是十分喜爱。当时新冠疫情肆虐，止庵在文章中说他宅在家中，晚饭后给家人讲解唐诗，每次选一家之作的四五首，或绝句，或律诗，或古风。《春夜讲唐诗记》共谈了5位，分别为王昌龄、贾岛、李贺、杜牧、陈陶，其中贾岛有两首诗，李贺有两首诗，每首诗谈一段，有点札记的意味，想来应该是从众多读诗笔记中摘选的。我非常喜欢他谈陈陶的《陇西行》，觉得意思很尖锐，似乎有暗讽的意味。他在文章中写道：“累累白骨散落在荒凉之地，‘春闺’也分布于天下各处。这正是此诗震撼人心的地方。”又写道：“哪些春闺梦是暖暖的、长长的，太阳升起犹迟迟未醒，同一个太阳也照耀着具具白骨，而这曾是一个个年轻、强壮、用‘貂锦’装扮得漂漂亮亮的将士。一具白骨，对应一位梦里人，一处春闺。”《苦雾抄》还有一篇随笔《我与树与花》，刊发在2021年《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发表时还配了他家院子里一棵紫薇的彩色照片。这篇文章我也拟选在年选中，但这个选本的项目突然终止了。当时颇有一种特别的遗憾。

《春夜讲唐诗记》近于随笔，写自己的随感和读诗的札记，并不一定周全，但一定有自己独特的认识；《我与树与花》则应属于散文，叙写自己的故事，有着特别的生活体验。《在雪国重读〈雪国〉》，乃是他在日本寻访小说的故事发生地，并在此重读的札记，也是很有意思的。《关于李长声》《与友人谈游记书》等文章，大多属于这类随笔，写自己的对人与事的见识，多不流俗。而《我所见到的奈保尔》《夏目漱石的几处遗迹》《北京故事》《喝茶》等，则属于叙事散文了。《苦雾抄》中还有几篇，诸如《周作人与希腊神话》《周作人与汤尔和》《张爱玲文学的与众不同之处》等，接近于学术论文，写得十分周密，但文章娓娓道来，不觉得生硬。尤其是前两篇，乃是有新材料，亦有个人见识，写得抽丝剥茧，颇见功力。止庵的诸多文集，每个集子都会收录几篇谈周作人与张爱玲的文章，这是他下功夫最深的两位作家，也最能使文集显得有分量的地方。之前写张爱玲的文章，已经汇编成了一册《讲张文字》，但这两篇并没有收录。他谈周作人的文章，如果汇编成册，那一定是很厚的一本著作。

在《苦雾抄》中，也可见出止庵的写作范围，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文学随笔，多介于文学评论与文学论文之间，诸如谈庄子、唐诗、周氏兄弟、张爱玲，以及他感兴趣的一些中外作家作品，后者大体以中国现代作家和西方现代经典作家为主；另一则是谈日本，上述《关于李长声》，谈的其实是“知日”这个问题，还有谈川端康成，以及他在日本参观作家故居的事情，这个爱好在他的日记体作品《游日记》中体现比较明显；还有一个则是谈北京，此书中收录的《我怎样写〈受命〉》《北京故事》《喝茶》《生火》《我与树与花》等，都与北京有关的话题，也都与他的长篇小说《受命》相关。止庵的长篇小说《受命》写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故事，我很喜欢这部小说，说来很喜欢止庵在小说中营造的那种特别的氛围，读来很有种代入感。后来我想这与止庵的写作方式有关，他的小说写得也很像随笔，有些追求废名的小说《桃园》的意思。止庵还有一个爱好便是看电影和观画，前者似乎很少写过东西，记得只写过一组谈电影与文学原著的文章，收在他的随笔集《拾稗者》中；后者则有一种随笔集，分别为《画廊故事》和《画见》。

在《苦雾抄》中，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止庵在文章中数次阐述的一个观点，便是对于信息泛滥时代写作者的思考。在《关于李长声》中，他这样写道：“如今在互联网上，信息的更新较之过去迅速得多，信息的查询也便利得多。对于一位作者来说，写作到底因此变得容易了，还是困难了；应该多写，还是少写；有些内容需要写，还是不必再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信息爆炸’之际，只有真正属于个人的声音才有可能不被淘汰。那种仅仅依仗语言优势的‘编译’，同样很容易被替代。”在《我怎样写〈画见〉》中，他亦写道：“从《画廊故事》到《画见》，差不多隔了20年，其间最大的改变是网络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从网上轻松地就能获取信息，譬如画家的生平逸事，美术史上的相关介绍之类，照搬这些东西放进书里——不妨称为‘代人百度体’——毫无意义，也毫无价值。或者要说，这样写也无妨，总归有人懒得去查。对此我更难以置信，连网都懒得上的人，怎么会有精力读你的书，而且还要花钱去买。所以，如果不写一己之见就根本没必要写书。”文章《与友人谈游记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其实，在止庵的上一本文集《风月好谈》的序言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达：“我刚开始写作时就想：世上已有那么多文章，为什么还要再写呢，一篇写完或多或少总要道出他人之所未道，或大或小总得消除某个疑问罢。到了互联网时代又增添了新的想法：网上可以轻易查到的东西，为什么还白费力气写成文章呢，有了Google或百度，我们应该写得更少才是。”由此，忽然想到止庵在文集《苦雾抄》的序言中所写的一段话：“距前一本《风月好谈》出版已过了5年多，区区十万字竟写了这么久，甚矣吾衰矣。”当时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印象很深。若仅仅以随笔写作为例，这5年时间，他写得确是少了。后来想想，这便是典型的止庵式的自谦，乃至傲气。因为在这5年时间里，他写了一本随笔集《画见》，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受命》，还整理出版了一册《游日记》，再加上这册随笔集《苦雾抄》，不算其他编订的作品，成绩也算是很不差了。待读了《苦雾抄》之后，觉得相比过去，他的写作内容更为丰富，类型更为多样，而态度也更为审慎和清醒，这倒是给包括我在内的当今写作者一个启发。这也可能是我持续关注止庵的一个理由。